袁義英：家是聯絡點 我是醫護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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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報記者 姬慧洋 文/圖

　? 秋雨如絲，像白霧般籠罩著龍池頭村，站在村口往遠處看，街道、樓房、行人，都只剩下模糊的輪廓。“袁義英老人的家就在前面，她育有五男二女，不幸的是四個兒子都已經去世，如今她跟著小兒子住。老太太身體還算不錯，聽力沒問題，思維也清晰，但畢竟90多歲了，過去的事有些記不起來了。她每天早上5點都會準時起床出門溜達，我駐村晨起鍛煉的時候，經常會碰到她。”西華縣紀委駐龍池頭行政村第一書記馬東雷一邊介紹，一邊將周口晚報記者帶到袁義英老人的家。

　　袁義英老人看上去很瘦弱，眼睛不算大，膚色有些發暗，干枯的手摸上去有點兒涼。“這段時間我媽身體不太好，在縣醫院住了一個多月，昨天剛回來。以前的事，她有些記得清，有些記不清。有人聽她講故事，她就會激動，有時候一激動就忘事。”袁義英老人的兒子宋軍風說。

　　得知周口晚報記者的采訪意圖后，老人沉默了一會兒說：“年齡大了，很多事情記不清楚了。”

　　村外戲水 目睹日軍進村

　　70多年前的齊魯大地上，抗日戰火連綿不斷，處處回響著反抗侵略者鐵蹄的槍聲，鄒平縣就在其中。袁義英的家在鄒平縣的一個小村莊里，在她的印象中，村莊外有一條清澈見底的河，幼年的她和小伙伴一起在這里度過了為數不多的快樂時光。

　　“那時候我只有七八歲，記得有一年夏天，我跟著堂哥還有村子里的一些村民去河里玩水。我從水里探出頭的時候，看到一隊穿著黃色軍裝的人，端著槍，進了我們的村子。”袁義英老人回憶說，“日本鬼子來了。村里一片狼藉，地上灑落著一些雞毛和雞血，日本鬼子搶了村民的雞和糧食后就地做起了飯。吃飽以后，他們走到村外挖起土來。等他們走后，我偷偷去看過，那是1米左右深的坑，能容納兩個成年人蹲在里面。”

　　家是聯絡點 站崗放哨是常事

　　在袁義英老人的記憶中，她家就是當時地下黨的聯絡點。“我爹是八路軍，他們經常來我們家開會，經常來的人有一個姓黃，有一個姓曾。”袁義英老人回憶起這些往事，神情很肅穆。

　　“當時日偽軍特別多，他們經常來村里搜查抗日積極分子。我爹他們一開會就讓我在外面放哨，一有情況就趕緊跺三下墻，我爹他們就會緊急解散。”袁義英老人說。

　　由于叛徒的出賣，日偽軍很快得知袁義英的父親是八路軍，因為沒有抓到他，喪盡天良的日本鬼子就抓了袁義英的爺爺、奶奶、母親等一家十幾口人，并全部殘忍殺害。僥幸逃脫的袁義英只能跟著父親來到部隊。那一年，袁義英10歲。

　　　父親犧牲 后方醫院當護士

　　“我就在部隊開始接受教育，跟我一起學習的孩子都跟我差不多大，我們每天在老師的教導下學習寫字。”袁義英回憶說，可惜這樣的日子只持續了不到三個月，部隊被打散了，父親犧牲，作為革命遺孤的袁義英被安排在后方醫院當護士。

　　“當時我所在的醫院在濱州市惠民縣，有醫生、有護士，算是比較正規的醫院了。”袁義英老人回憶，“輕傷不下火線，送到我們醫院的傷員傷勢都十分嚴重，就算是治好了傷，也基本上不了前線了。當時的醫療條件非常差，給傷員包扎用的都是幾公分寬的布條，床位不夠用，地上躺的都是傷員。”

　　當時，飛機轟炸是時常發生的事情，袁義英所在的醫院也不能幸免。“日本鬼子的飛機來了，炮彈扔到了醫院樓上，樓一下子就塌了，地上到處都是炮彈炸出的大坑和散落的炸彈殘片。”袁義英老人回憶說，醫院被炸毀，她和幸存的醫生護士轉移到隔壁村里，繼續給前線送下來的傷員治療。

　　照顧傷員 結為一生伉儷

　　戰爭是殘酷的，在醫院，袁義英每天都會見到新的傷員。有一天，正在忙碌的袁義英接到通知，上級讓她主管一個重傷員，“我見過很多傷員，像他這樣整個人都血肉模糊的并不多。他全身都有傷痕，最重的傷在肩膀和大腿上，胸膛和后背也有大量彈片嵌在肉里”。

　　這個人名叫宋庭順，后來成為袁義英的丈夫。

　　在袁義英的精心看護下，宋庭順的傷勢不斷好轉。長時間的接觸，宋庭順暗暗喜歡上了熱情又樸實的袁義英。“他比我大了18歲，介紹人在跟我說這個事情的時候，我是有顧慮的。但是考慮到他是因為抗戰才耽誤了個人問題，考慮到他是抗日英雄，我就答應嫁給他了。”看著客廳桌子上老伴的遺照，袁義英老人說。

　　1949年，傷愈后的宋庭順被分配到開封。同年，作為家屬的袁義英調到了丈夫身邊。1950年，宋庭順復員回到西華縣紅花鎮龍池頭村，袁義英也跟隨他來到龍池頭村定居，兩人共育有七個子女。

　　老兵檔案

　　袁義英，1930年10月出生在山東省濱州市鄒平縣，現居住在西華縣紅花集鎮龍池頭村。1938年隨父親來到部隊，父親犧牲后她被組織安排在后方醫院當護士，1950年隨丈夫落戶在西華縣龍池頭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