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9月14日至20日是國家網絡安全宣傳周。隨著我國青少年的觸網年齡不斷降低，他們能否健康、安全、文明上網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共青團中央維護青少年權益部、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5月13日聯合發布的《2019年全國未成年人互聯網使用情況研究報告》顯示，32.9%的小學生網民在學齡前就開始使用互聯網。在新媒體時代，媒介素養，即使用、解讀、評價各種媒介信息所需要的知識、技巧和能力，尤為重要。當下青少年的媒介使用面臨哪些困擾？背后有哪些深層次問題值得關注？又該如何提升青少年的媒介素養？針對上述問題，記者進行了深入調查。

“一名初中生的家長曾焦急地給我打電話求助，說孩子因為沉迷追星，與家長產生沖突，絕食抗議，還拒絕溝通。”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區特級教師丘小云在教學中發現，因過度沉浸社交媒體使用，手機依賴、飯圈追星、親子關系緊張、宅家、厭學等現象不同程度地出現在青少年中。

學習、娛樂、社交，當下青少年的生活場景，幾乎都要與新媒體發生聯系。隨著新媒體在青少年生活中的滲透力越來越強，從被動接受到主動參與，青少年的網絡身份早已發生變化。當前正處于學校“復學”階段，提高青少年的媒介素養及“信息生存”能力變得更加緊迫。

1.身陷社交媒體包圍，青少年面臨哪些風險

沉迷與輕信

“兩戰”高三的小吳，已經是第三次卸載某社交應用了。“一玩起來，不知不覺一天就過去了。每天沉迷在粉絲互動、明星打榜里，荒廢了一年，高考也失利了，今年復讀期間一定要管住自己。”山東濟南一所高中的學生小吳袒露心聲。“一用就沉迷，不用又跟不上潮流”“要想不看，只能卸載”，不少青少年的社交媒體使用在極端中游走。

同時，更多的短視頻、小游戲等社交應用在搶奪青少年受眾的注意力。山西長治學院副教授郭旭魁和蘭州大學講師馬萍對山西省晉中、長治和運城3個城市9所中小學學生的調查問卷顯示，城市中小學生90%以上都會手機上網、會使用微信、微博等社交應用，其中62.1%的甚至會制作短視頻。“好玩、搞笑”“同學都知道這個梗，我也想了解”“酷炫的片段、奇特的效果”……問到為什么喜歡短視頻等社交媒體時，很多中小學生這樣回答。

被社交媒體包圍的青少年，他們對媒介信息的認知怎么樣？“微信朋友圈的消息是真的，可以相信”“短視頻里的內容是現實生活中真實發生的”“點擊率越高的網站，內容質量也一定越好”，這些問題，有35.9%、59.2%、55.4%的中小學生分別選擇了認可的選項。中小學生缺少社會經驗和認知能力，很多把社交媒介的信息、內容認為是真實發生的，隨意轉發和分享。中國社科院發布的《中國當代青少年網絡素養調查報告》顯示，有接近六成的青少年沒有掌握使用網絡工具來甄別網絡信息真偽的技能。

“抗流感藥物奧司他韋、利巴韋林能預防病毒”“北京、廣州、深圳、杭州、成都將封城”“武漢紅十字會售賣山東壽光捐贈的蔬菜”……對于已經步入社會、價值觀處于形成關鍵期的大學生來說，分辨謠言的能力怎么樣？西南大學團委副書記于濤帶領的課題組今年2月針對全國45所高校19850名大學生的調研顯示，這些在今年新冠肺炎疫情中的謠言，12.8%的大學生表示自己或身邊的同學轉發過，還有8.3%的大學生表示自己或身邊的同學發布過不當疫情言論。

網絡暴力低齡化

“連哭都這么惡心”“現實生活中肯定也是小三”。熱播劇《三十而已》中“林有有”角色的扮演者被觀眾罵哭，“一切來得太快，完全超乎我的預想”。同樣在幾個月前，詩人北島在社交媒體上發了一首自己的詩歌，沒想到卻引來了圍攻，有的網友甚至用網絡縮寫對其進行辱罵。北島在評論區回復：“這是討論詩的平臺，但不應使用語言的暴力。我從此關閉詩和詩的評論區。”

北島和林有有的扮演者，他們遭遇的正是在部分青少年網民中流行的“祖安文化”。

以隨意“問候”親人生死、無意義對罵狂歡的“祖安文化”，正在青少年中“流行”起來。“祖安”一詞源于某網游同名服務區，該區游戲玩家以愛說臟話、擅長罵人著稱，“祖安”逐漸演變成講臟話罵人的代名詞，后又依托B站等亞文化網絡平臺“出圈”。不少未成年人以“祖安男孩”“祖安女孩”自居，他們在社交媒體的娛樂、游戲、直播欄目，進行對罵、互撕，還尋求“創新、犀利、朗朗上口”。

這種網絡對罵還從虛擬社區倒灌進青少年的現實交往中，甚至被病態追捧和模仿。江蘇南京某初中的一名學生說：“班里很多同學平時交流時都互相用臟話，在班級微信群里有的人也會一連發送幾十條污言穢語。”有的學生不以為然：“我們同學都覺得沒什么，如果不會說，顯得我很不合群，說臟話說得有新意也是一種‘酷’。而且我是在網上發的，又沒有在現實中真的罵人。”

青少年正陷入遭遇網絡暴力和參與網絡暴力的雙重身份中。中國社科院社會學研究所組織編寫的《社會藍皮書：2019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中的數據顯示，28.89%的青少年在上網過程中遇到過暴力辱罵，其中，暴力辱罵以“網絡嘲笑和諷刺”及“辱罵或者用帶有侮辱性的詞語”居多。68.48%的青少年遭遇暴力辱罵信息的場景是社交軟件，其次是網絡社區，比例為55.3%；而在短視頻和新聞留言上遇到暴力辱罵信息的比例分別為30.66%和30.16%。

“新媒體對青少年日常生活的滲透性和嵌入性非常強，他們很難區分社交媒體中公共空間和私人生活的界限，對于秩序、場景、規范的認識不清，易引發人肉搜索、網絡暴力等問題。”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副教授王斌說。

遭遇網絡侵害

除了網絡暴力，青少年還在遭遇其他網絡安全風險。一名初中教師反映，有學生曾因為在社交軟件上發布個人隱私被勒索，不敢告訴家長，只能找老師和同學幫忙解決。中國青少年新媒體協會、清華大學新聞學院教授沈陽團隊聯合發布的《青少年互聯網平臺參與風險研究報告》顯示，青少年參與社交平臺遭遇的網絡違法侵害風險中，網絡詐騙占比高達46.67%。

青少年對于新鮮事物的學習能力極強，而及時便捷的社交媒體恰好為其提供了自我表達、情緒宣泄的空間，他們對社交媒體的使用如魚得水，隨時隨地與人交流和分享個人生活，卻容易忽視其中潛藏的安全問題。中國社科院的調查顯示，青少年應對網絡風險的能力相對較弱，45%的青少年在注冊賬號時不太關注用戶協議，對自己的權利和義務不太了解。

“新媒介賦權青少年自主學習、表達、交往的能力，但是與媒介技術的發展和帶來的影響相比，青少年對媒介及信息的認識和辨別能力還存在很多不足，整體來看，我國青少年的媒介素養亟待提升。”中國傳媒大學傳播研究院教授、傳媒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張開說。

2.風險背后，這些深層原因亟待重視

青少年焦慮與數字代溝

看到青少年毫無顧忌地在網上發出一堆帶著臟話的彈幕、評論、跟帖，很多人不禁問，這些青少年到底怎么了？

“很多青少年處于叛逆期，尋求獵奇、新鮮，為排解社交焦慮，他們積極地在社交媒體平臺參與群體交往，容易形成小圈子的意見、情緒極化，引發群體謾罵、煽動對立等。”中國政法大學光明新聞傳播學院助理教授滕樂說。沉迷虛擬社交，現實社交的缺失，也讓當下的青少年們，更容易被誤導，不自知地陷入群體意見極化。

而很多家長對此無所適從。“疫情期間，孩子一直在上網課，花在手機和電腦上的時間變多了，但我不知道她在網上除了學習還干些什么。”北京朝陽區的劉女士說。

“數字代溝”已經在不少青少年和家長之間顯現出來。廣州市少年宮廣州青少年網絡安全及媒介素養教育研究基地負責人張海波調研發現，10~14歲的學生與父母在社交媒體平臺中互為好友并互動的比例只有3.7%，有53.1%的孩子曾因為上網問題與家長爭論過。不少家長對于新媒介的敏感度、熟悉度都不如孩子，很難了解和引導孩子的網絡行為，有的甚至想通過一禁了之來解決。

不良信息充斥社交平臺

家長們的擔心不無道理，進入社交平臺的青少年，成為各種不良信息爭奪的對象。調查中發現，目前社交媒體平臺的內容推送包含大量低俗、色情、獵奇的信息。比如，在手機QQ的“看點”欄目中，既有打著色情擦邊球、語言的視頻、段子，也有一些迷信、恐怖、低俗網絡小說推薦。在B站等視頻網站中，有很多國外電影片段，以“倫理電影”“未刪減”“大呼過癮”等為題，內容很多包含性暗示的鏡頭。這些都增加了青少年接觸不良信息的概率。

不少社交平臺通過設置“青少年模式”來防止低齡用戶過度沉迷和接觸低俗信息。效果怎么樣？新浪微博的青少年模式這樣介紹：“精選了教育類、益智類的內容進行推薦，并對不適宜青少年的內容進行了過濾。”然而打開手機微博，開啟青少年模式，雖然可看內容少了許多，但是在“你可能感興趣”的推薦中，最顯眼的依然是“某某明星粉絲群”。

調查發現，青少年模式尚未覆蓋所有社交平臺，而已有的青少年模式也淪為虛設。如有的社交平臺，青少年模式下用戶“無法進行充值打賞、購買兌換、彈幕評論、視頻直播等操作”，但一些可通過其他賬號，如微信、QQ等直接登錄，部分游戲還可直接充值消費。打開搜索軟件，“短視頻平臺青少年模式如何破解”的帖子隨處可見。

不僅如此，青少年還成為社交平臺資本的“獵物”。以“八組、兔區、爆料、吃瓜”等為名稱的各種賬號，為追逐流量，對公眾人物嘲諷、隱私爆料、編纂假消息等，誘導青少年關注低俗內容，煽動青少年對罵。在這些賬號發布的消息下，青少年粉絲之間使用“沒見過你這樣的垃圾”等極端用語，隨處可見。這些賬號都分屬不同的網紅經紀公司，通過發布各種來源不清、價值觀低俗的娛樂內容，來吸引青少年受眾流量，誘導青少年參與網絡炒作，實現營銷變現。

加強社交平臺監管還需加大力度。2016年10月，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發布了關于《未成年人網絡保護條例（草案征求意見稿）》公開征求意見的通知，但此條例目前尚未通過實施。關于未成年人網絡使用引導和保護的法律法規，散落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利用信息網絡侵害人身權益民事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等中。

媒介素養教育缺失

我國的媒介素養教育還存在不少問題。目前中小學媒介素養教育實踐面臨師資嚴重短缺、課程不可持續、社會認知度不足三大問題。比如北京黑芝麻胡同小學從2008年—2011年與中國傳媒大學合作開展了三年的媒介素養教育課程實驗，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因為合作結束、負責人更換等原因無法繼續。很多中小學媒介素養課程掛靠在課題項目之下，一旦課題結項，將無法繼續開展課程實踐。很多中小學教師缺少基本的媒介素養知識，無法開設基本的課程。

青少年媒介素養教育，還處于小范圍探索的階段。盡管一些有新聞傳播專業的高校，如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傳媒大學、浙江傳媒學院等，開設了可供全校學生選修的媒介素養課程，而更多的高校并未開設相關課程。調查顯示，只有9.8%的大學生表示學校開設過相關課程，有67.8%的表示沒有接受過媒介素養相關課程教育。山東財經大學畢業的牟同學說：“在校期間沒有上過媒介素養相關課程，對于虛假信息和謠言的分辨主要依靠個人常識。”還有的高校在“信息技能”“數字技術”等課程中捎帶涉及媒介使用等內容，但存在不充分、不全面的問題。目前高校關于媒介素養的教學尚未形成專門性、系統性和持續性的培養機制。

3.提升青少年媒介素養，需各方發揮合力

“就像道路上行駛的汽車一樣，不能把交通事故的責任都歸在駕駛者身上，還要依靠交規、交警等多方管理的合力。”中國傳媒大學新聞傳播學部教授張艷秋認為，青少年媒介素養的提升，需要監管部門、社交平臺、學校教育、家庭等共同努力。

加強對網絡侵權行為的立法和監管。專家建議，應進一步加強對“人肉搜索”及網絡暴露未成年人隱私等行為的懲處力度，增設網絡暴力應負刑事責任的相關規定。對網絡行為進行嚴格的年齡限制，社交平臺、游戲產品中的內容，是否涉及暴力、血腥，是否含有粗俗對話等，應進行嚴格審核。同時，應加強自媒體監管，出臺更多細化的政策法規來規范無序競爭，培育良好健康的網絡環境。

引導青少年樹立正確的價值觀、網絡觀、社交理念。主流媒體應堅守“把關人”作用，更多地發揮環境守望等社會功能。針對突發事件，媒體要加強對“網絡爆料”等信源的核實、求證，把握報道內容的準確、客觀，注重報道的專業性、科學性、平衡性，避免碎片化、無序化的報道，為青少年媒介素養提供有力引導。

社交平臺管理部門應要求“網紅”、娛樂明星做好良性示范。針對不良追星、互相攻擊謾罵的飯圈行為，加強監管和引導，如定期篩查粉絲聚集的論壇平臺，針對一些經常散布網絡暴力言論的網絡群體，要進行封號、溯源，將網絡暴力遏止在萌芽狀態。

切實加強青少年媒介素養教育。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媒體學院執行院長漆亞林認為，應在國家教育政策設計層面就青少年媒介素養教育予以保障，以提升國民素質高度來加強青少年媒介素養教育。調查中發現，目前各地有一些中小學和高校已經進行了媒介素養教育探索。如廣州市少年宮探索出媒介素養融入式發展的模式，將媒介素養教育與學校的各學科、校園社團活動、少先隊活動、家校互動相融合等。2013年，推出了面向學生、家長、教師的《媒介素養》小學生用書、親子讀本、教師用書系列教材。2017年，《媒介素養》（小學生用書）教材被列入廣東省地方課程教材目錄，成為國內首套進入省級地方課程體系的媒介素養教材。

也有不少高校積極開展青少年媒介素養教育實踐探索。浙江傳媒學院副院長姚爭介紹，該校先后在浙江、四川、甘肅等地區的15所中小學建立了媒介素養教育實踐基地，有近千人次大學生參與支教，接受課程教育的中小學生達萬余人次。西南大學將大學生媒介素養教育融入學校第一課堂、第二課堂，開設媒介素養相關必修課、選修課，還通過媒介素養競賽、網絡文化節、青媒論壇等形式，讓學生在“潤物無聲”中提高媒介素養。同時，聯動政府部門、新聞媒體、互聯網企業等開展訪問交流、實習實訓等，拓展大學生媒介素養實踐鍛煉平臺。而上述的媒介素養教育探索中面臨的師資不足、可持續性堪憂等問題，亟待通過教育長期規劃來解決。

把家庭、社會力量納入青少年媒介素養發展之中。張開認為，應通過社區教育、家校聯動等方式提高家長對于媒介素養的認知。父母、老師應傾聽青少年在媒介使用中的困惑和面臨的問題，以更平等、理性、創新的方式，成為青少年科學、健康使用媒介的助力者。

（來源：光明日報  記者 馬姍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