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文安： 老百姓心中的“焦裕祿”
記者 王錦春 李偉 王慕晨 文/圖
核心提示
一樣的年代，一樣的職務；一樣的臨危受命，一樣的嘔心瀝血；一樣的克己奉公，一樣的愛民如子；一樣的積勞成疾，一樣的出師未捷身先死……上世紀60年代的西華縣，有一名被當地百姓譽為“第二焦裕祿”的縣委第一書記，他叫尚文安，離世至今已經51年了。
不同的是，焦裕祿家喻戶曉，尚文安卻鮮為人知。如果不是西華縣老區建設促進會幾位老同志的執著，如果不是幾位當年尚文安身邊人的感念和不舍，這位擁有光輝、革命的一生的黨和人民的好干部、好兒子，或許很快就會完全消失在人們的視野中，就像隱身在西華縣烈士陵園里他那塊不起眼的墓碑一樣。
關注尚文安，實屬偶然。本報《不忘初心 牢記使命 傳承紅色基因 走好新長征路》采訪組行進在西華時，一直給予大力支持和配合的西華縣老區建設促進會副秘書長何建華曾嘗試著說：“我們西華有位和焦裕祿一樣的好書記，不知道符不符合你們的報道要求。”隨著采訪的深入，我們越來越覺得，追憶、報道尚文安不應該只是何建華這些老干部的愿望，也應該是致力于挖掘紅色歷史、保存紅色記憶、傳承紅色精神的周口報人義不容辭的責任。
孤兒書記：一生盡忠誠
“我是孤兒，苦出身，能有今天的生活，都得感謝黨、感謝毛主席！”
尚文安1921年出生在北京市門頭溝區（原河北省宛平縣）一個貧苦農民家庭，比焦裕祿年長1歲。幼年時父母相繼離世，兄弟3人相依為命。但時隔不久，兩個弟弟也因病餓離開了他，尚文安成了孤苦伶仃、無依無靠的孤兒。
西華黨史資料顯示，1937年，隨著抗日戰爭爆發，年僅16歲的尚文安就參加了抗日大軍。1939年在宛平縣三區青年救國會工作時，光榮加入中國共產黨。
1941年，尚文安擔任宛平縣一區區委執行委員，1944年至1947年，又先后擔任宛平縣委組織部干事和一區、二區、五區組織委員。
尚文安與河南結緣始于1948年，那年，他隨劉鄧大軍南下至河南，留任魯山縣二區區長。
1953年，尚文安任魯山縣縣長，1954年調任許昌專區檢察院副檢察長。
1959年民生維艱，“三年自然災害”開始給全國帶來困局。正是在這個時候，尚文安臨危受命，調任中共西華縣委第一書記。在這里，他把內心所有對黨的感恩、忠誠和對人民群眾的濃濃深情都融入忘我的工作之中，開啟了最辛勞也最光輝的最后人生歷程。
1965年，積勞成疾的尚文安因肝病多次嚴重發作，被上級命令赴鄭州住院治療，被診斷為肝癌，此后再沒能回西華投身自己熱愛的工作。臨終前，妻子看著備受病痛折磨的他心疼落淚，尚文安就安慰她：“我是孤兒，苦出身，能有今天的生活，都得感謝黨、感謝毛主席！上天給我這么多年為黨工作、為人民服務，值了。”
1969年4月4日，尚文安與世長辭，享年48歲。按其遺囑，葬于西華縣革命公墓（今西華縣烈士陵園）。
拼命書記：情系黃泛區
“你（妻子宋英敏）問問大夫摘了脾臟后還能不能工作，要能工作就摘，不能工作就不摘。我要革命，不要保命，單是為了保命還不如死了，以免給黨給人民增加負擔。”
“基本上沒回過家，除夕想見他都得去縣委院辦公室。”
“除了開會，天天往鄉下跑，吃住都在老百姓家里。”
“一直都有很嚴重的胃病，但一工作起來就顧不上吃飯了。怕耽誤工作，還在錢夾上寫了4個字‘最后吃飯’。”
“他病重時，醫院要給他摘除脾臟，他叫我媽問問大夫摘了脾臟后還能不能工作，要能工作他就摘，不能工作就不摘。‘我要革命，不要保命，單是為了保命還不如死了，以免給黨給人民增加負擔’。”
“他把生命獻給了西華，他是為西華人民累死的。”
……
說起尚文安的忘我工作，他的兒子兒媳以及他身邊的工作人員至今感佩不已、黯然神傷。
1959年6月，尚文安從許昌專區檢察院副檢察長崗位調任西華縣委第一書記。回憶當初，妻子宋英敏說，組織談話后，尚文安把消息告訴了她。當時她沉默了半晌，但仍忍不住說：“老尚啊，你整天走南闖北的，這才過上安穩日子，又要把你調到西華那個窮苦地方……”話沒說完，就被丈夫打斷了：“西華是窮了些，再窮的地方總得有人去吧。誰讓我是黨員呢！黨的干部，就得服從組織安排。”堅定的語氣讓宋英敏再也說不出話來。
時值三年困難時期，尚文安一上任就開始了密集的下鄉調研，查民生、探民情，選定工作試點，竭力帶領群眾擺脫困境。兩年下來，工作剛剛有了起色，西華又遭遇了1961年秋的大旱，全縣受災面積41萬余畝，部分農民外出討飯。
看著枯萎的禾苗、干裂的土地，還有地里一群群男女老幼端盆提罐澆水的場景，尚文安憂心忡忡、陣陣酸痛。晚上，他辦公室的燈徹夜通明，窗欞上的身影時隱時現。他在思考、在謀劃，他的心和人民群眾的貧苦哀傷緊緊連在一起，這讓他整夜整夜不能合眼。
“我這個縣委書記，怎樣才能讓群眾渡過難關？！”
謀定而動。隨后召開的縣委擴大會議上，尚文安把自己的想法和盤托出，提議成立生產救災委員會，全縣的工作重心轉移到搞好生產自救上來。在當時農村還在實行人民公社的背景下，倡導群眾“借地”，下放自留地，號召開墾荒片地，發動群眾開展生產自救。
緊接著，機關人員進行分流。一方面組織力量分派到基層，幫助群眾抗旱保苗、分地搶種；一方面組織一批人員到省內外采購代食品。據統計，當年，全縣共發放統銷糧37.9萬斤，代食品24.7萬斤，救濟款3萬余元，救災棉7900斤，棉布11000匹。加上生產自救，基本上解決了災民的實際困難，讓全縣人民渡過了難關。
救災之勝，贏得了民心！
和蘭考一樣，西華也地處黃泛區。尚文安在任期間，除“三害”（泡沙、澇災、鹽堿）、鎖“蛟龍”（風沙）同樣是重點工作。對于他來說，戰天斗地是最大的魄力，改變黃泛區面貌是最大的政績。
先是鎖“蛟龍”。一遇風起，天昏地暗，這一黃泛區特有的景象早已讓西華人民苦不堪言，亟待解決。對此，尚文安提議成立了調查隊，農林水等相關部門迅速行動，找風源、查風口，植樹造林，防風固沙。
那時候下鄉沒有小汽車，靠的是自行車和兩條腿。即便如此，尚文安也在短時間內圍繞東西長50余公里、南北寬約35公里的西華縣跑了個遍。每到一處，不是進村了解群眾困苦，就是到野外地里查看風口和流向。為了吃透拿準實際情況，一些重點地方他還反復去。群眾見了他，總禁不住問：“尚書記，上星期剛來一趟，您咋又來了？”
一個多月的奔波調查后，從聶堆公社鯉魚灘村到皮營公社黃灣村近百里的防風林帶已在尚文安心中成形，一場防風固沙的戰斗也隨之打響。
回憶當年，一些老人依然激動不已：尚文安任總指揮，百里戰線上紅旗招展、人聲鼎沸，泡沙灘上很快就栽上了一排排洋槐樹，場面十分壯觀。戰天斗地的拼搏中，軍人出身的尚文安吃住在第一線，和群眾一起挖坑、植樹、澆水、培土。有人勸他：“你是領導，指揮指揮就行了。”他回答：“發號召容易，真正干成一件事不容易，領導是關鍵，光指揮不去干是沒有效果的。”尚文安的親力親為立竿見影，有他在，大家的干勁更大了。
如今，昔日泡沙窩里栽上的槐樹林已更迭數代，每到春季，白澄澄的槐花如雪花披掛，百里長廊成了西華一道靚麗的風景線。
接著是除“三害”，泡沙窩、鹽堿地的糧食產量很低，畝產只有百十斤甚至幾十斤，若風雨不調還會顆粒無收。當時有句民諺：漫天黃沙餓壞人，有女不嫁西華民。就是對西華困境的形象說明。
1963年，聶堆公社李陳大隊黨支部書記宋愛蓮從挖田鼠洞受到啟發——她在挖田鼠洞的地方種上的高粱，比別的地方的高粱長得高大粗壯。沙土下面是淤土，高粱長得好是淤土起了作用。若像挖田鼠洞那樣把淤土翻上來壓在沙土上，泡沙窩不就變良田了嗎？于是宋愛蓮說服大隊干部，教育社員，統一認識、統一行動，在隆冬時節開始了一場翻淤壓沙改良土壤的戰斗。
尚文安得知這一消息，立即騎車去了李陳大隊，實地考察后，認為切實可行，鼓勵當地干部群眾堅持干下去。之后，他五下李陳和群眾一起參加勞動，每天天不亮就和社員一塊下地，挽起褲腿、脫下棉衣，和大家一塊干，一直干到天黑才收工。經過一冬的奮戰，李陳大隊翻地30畝，把近兩萬立方米的淤土蓋在了泡沙地上。
第二年夏天，30畝地的莊稼果然大放異彩，齊刷刷的玉米像閱兵的方陣，綠得像閃光的寶石，從未有過的好莊稼令人贊不絕口、喜笑顏開。秋季，這塊地畝產玉米500斤左右，總產量達到15000斤以上。
抓住這一典型，尚文安在李陳大隊召開了現場會，宋愛蓮作了經驗介紹。會議號召全縣學李陳，把翻淤壓沙的成功經驗在全縣推廣。
和植樹造林、防風固沙一樣轟轟烈烈的翻淤壓沙戰役在西華全境迅速打響，處處是“敢教日月換新天”的勞動場景。尚文安還把35公里的賈魯河段和25公里的大河溝（現為洼沖溝）段兩岸作為重點，讓植樹造林和翻淤壓沙并舉，各公社也可根據社情、地情自主擇地實施。
東夏公社蔡劉大隊回鄉知識青年劉翠枝毛遂自薦任隊長，帶領社員另辟蹊徑，采取挖條田溝控堿，翻淤壓沙種植耐堿綠肥作物等措施，硬是把150畝泡沙、鹽堿地改造成了良田。
事實證明，翻淤壓沙工程是正確的，李陳大隊的群眾過上了好日子，首次向國家賣余糧10萬斤以上。短短兩年，全縣10萬畝泡沙地得到改良，風沙帶造林3570畝，連同“四旁”(河、溝、坑、路)植樹792萬株。1964年，西華縣被河南省委授予“植樹造林先進縣”，宋愛蓮被評為“全國勞動模范”，受到了毛主席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親切接見。劉翠枝成為全地區改良土壤先進典型，被譽為“沙堿窩里飛出的金鳳凰”。接下來的3年時間，西華縣完成了100多萬畝的土地改良任務，昔日雜草叢生的沙荒地，一步步變成了沃野平疇。
鎖住風沙、改良土壤，讓西華舊貌換新顏的愿望正一步步變為現實。這怎能不讓尚文安病重后還對這片為之奮斗的熱土依依不舍呢？當時在縣委工作的老同志回憶說，尚書記1965年先住進了西華縣醫院，可他牽掛工作，總是安不下心。有一次，他硬是從醫院偷偷跑出來，忍著疼痛步行下鄉察看農業生產情況。當天醫生發現病房沒人，慌忙報告縣委。縣委辦公室急忙往各公社打電話聯系，結果都沒消息。直到夜里，距縣城約30公里的逍遙公社給縣里打去電話，說尚書記冒著小雨，獨自步行剛轉到那里，臉色蒼白，衣服也快濕透了。公社黨委的同志見了他，還沒說話，眼淚就開始在眼眶里打轉了。
“十年了，和西華的感情太深了，活著沒有把西華治理好，我死了，你轉達組織上，請把我埋在西華的土地上，我要看著西華人民過上好日子！”這段對妻子的臨終遺言，應該就是尚文安對西華殷殷深情的真實寫照吧。
守格書記：律己聚人心
“我們是黨的干部，什么時候都不能搞特殊，這樣群眾才會信任我們。”
今年已63歲的尚文安三子尚華平曾寫過一篇回憶文章《父親的“格”》，稱父親從不越格、嚴于守格，心中無己、一生無產、來去無塵，給他們兄弟5人留下了可受用一生的精神財富。
尚華平文中列舉的事例不少，讀來感人至深。但記者在西華深入采訪了解才發現，這些感人事例，不過是冰山一角罷了。正如當年尚文安身邊通訊員、年近八旬的王伯祥老人所說：“要細說啊，三天三夜也說不完。”
“尚書記來西華那年，我就跟著他當通訊員了，那時我才16歲。起初不知道尚書記的脾氣，沒少受教育。”雖然年事已高，王伯祥說起話來依舊聲音響亮、思路清晰，回憶當年，歷歷在目。
王伯祥說，當時縣委食堂供應的飯菜從高到低有幾個等級，機關干部自己買飯票打飯，可自主選擇。開始的時候他想著尚書記天天工作那么辛苦，總是幫著買好的。一次他從食堂給尚書記買個好面饃，給自己買個窩頭，尚文安和藹地讓他把好面饃退回去，也換個窩頭。一次伙房包餃子，他趕緊買了一碗給尚書記端去，這回尚文安直接發火了。“把我吵得不行，問人家都吃餃子了嗎？叫趕緊退回去。”等王伯祥退了餃子回來，尚文安又語重心長地對他說：“我是領導哩，黨的干部，不能處處走到人家前面，把我當一般以下的平常人對待都應該，這樣同志們和群眾才能信服咱。”
嚴于守格，這在尚文安下鄉調研時表現得更突出。王伯祥說，那時下鄉都是到群眾家吃派飯，每頓飯每人付2角錢、4兩糧票。尚書記都是群眾吃啥他吃啥，一點特殊也不搞。有時老百姓單獨給尚文安做頓好點的，他都是反問“你們平時都吃這個嗎”，然后堅決不吃。
尚文安一直有胃病，每次下鄉王伯祥都帶著藥，起初還帶個水壺。帶了兩次尚文安就不讓帶了，說帶水壺也是搞特殊，用老百姓的碗盛水喝藥不行嗎。
后來胃病伴肝病越來越嚴重，尚文安吃飯越來越少。一次到聶堆公社調研敬老院工作，知道尚書記有胃病，敬老院專門給他做了碗雞蛋面，他認為是搞特殊，一口都不愿意吃。到了群眾家，窩頭也就吃了一小口。“整整一天光干活不吃飯，沒病的人也頂不住啊。”看著心疼，家就在聶堆公社的王伯祥悄悄跑回去，讓母親切點蘿卜炸了一小包養胃的綠豆丸子，趁熱帶回來，用開水泡泡，千方百計地讓尚文安吃了。“就那還問了我很多遍，確定不是從群眾家拿的才愿意吃，都快把我急哭了。”
類似的事例，以前和尚文安共過事的老同志也講了不少。
1964年4月，尚文安到東夏公社調研，午飯是饃、稀飯，還有一葷三素4個菜。他看看葷菜，又看看公社黨委書記蔣子賢，蔣子賢就明白了，趕緊解釋：“這是東夏有名的燒雞，讓您嘗嘗。”
尚文安問他：“你吃過沒有?”
“吃過。”
“俺也吃過，就不用嘗了，3個素菜就夠了。你要不拿下去，就不在這吃了。”
蔣子賢的話猛轉彎：“3個菜不太好吧，那是吹鼓手吃的。”尚文安哈哈笑起來，風趣地說：“計較那干啥，問問大家，吹鼓手不也很好嗎！我們就當一回吹鼓手吧！”最后，還是依了他的意見，只留了3個素菜，撤下了燒雞。
還有一次在皮營公社，中午吃飯時，桌上只有紅薯餅子、一簍子紅薯和幾碗菜湯。生產隊長不忍，又偷偷端上兩碗白面面條。尚文安立即讓隊長端給了房東老大娘，對隊長直言道：“我們是黨的干部，下來就得和群眾吃的一樣，不要搞特殊照顧，這樣群眾才會信任我們。”
西華縣公安局老干部樊應同當年和尚文安一起下鄉調研過一次。兩人騎自行車到逍遙公社的一個村子，中午派飯到農戶家里。那天的飯是烙饃夾菜，烙饃又小又薄，“吹口氣都能吹起來”。剛吃了兩個，尚文安就悄悄對樊應同說：“老樊，別吃了，咱就交了那點糧票，再吃老百姓就虧了。”樊應同只好停下來，下午回去見了妻子就說：“趕緊給我弄點飯，一天騎百十里就吃倆烙饃，快把我餓死了。”
在淮陽組織開展社會主義教育工作時，尚文安兼任社教工作隊周口分團副團長，住在齊老公社隋莊大隊社員家里。睡的是社員家廚房里的豆稈地鋪，吃的是一天三頓蒸紅薯和紅薯茶。他不僅把紅薯帶皮吃下，而且常常連紅薯壞斑也一起吃掉，怕吐掉影響不好，絲毫不顧自己的病。這期間，群眾只知道這位和他們同吃同住同勞動的外來干部叫“老尚”，等工作結束離開時才知道他是西華縣委書記。
“其實尚書記有胃病肝病，全縣好多干部群眾都知道，有時候開著大會他就會突然使勁用右手捂著按著肚子，疼出一頭汗。很多人勸他趕緊住院治療，他都不當回事，說‘我和焦裕祿書記的病一樣，他就是榜樣，他能堅持，我也能行’。”王伯祥說，“尚書記剛來西華時病情不明顯，短短幾年，就厲害了，太不愛惜自己了！”
不僅自己嚴于守格，尚文安還要求身邊人廉潔自律，不搞特殊。
當年在縣委財貿政治部工作的梁忠德回憶道，有一年春節，縣委和當地駐軍的高炮部隊舉行軍民聯歡。聯歡會很清廉，桌上只放了些花生和蘋果，也是做做樣子，誰也沒有吃。聯歡會結束招待了頓飯，菜也是素多葷少。送走客人以后，尚文安把大家召集在一起開個小會，帶頭拿出了當晚的伙食費1元錢，并要求參加服務的人員每人交0.25元的伙食費。他鄭重地給大家講：“搞軍民聯歡是國防建設的需要，應該招待。我們服務是工作需要，服務了他們，也招待了我們。我們都有工資，服務是我們的工作，受招待就應該交伙食費。”誠懇的一席話，大家都心悅誠服。
1961年2月的一天，尚文安把縣委宣傳部副部長王樹敏叫去談工作，先問道：“樹敏同志，你聽到縣委院干部群眾的反映了嗎？縣委機關人員和家屬有的拿著發放的看電影、看戲的‘優待證’，不買票就可以隨意去看戲看電影。”王樹敏不敢掩飾：“這事我知道，是文化科請縣委、縣政府有關部門的領導參加審查劇目，就發了幾十張‘優待證’。”尚文安隨即說：“發‘優待證’有些不妥，劇團排戲，讓主管部門審查是他們的正常工作，審查是上級文化部門的職責，機關人員和家屬也不懂啊。想想看，這樣的優待是不是搞特殊？我看是不好的，還是取消吧。”
尚文安有寫日記的習慣，至今妻子宋英敏還珍藏著他的十幾個日記本。記者征得同意后翻看了一下，發現日記內容除了對日常工作的記錄外，更多的是學習心得和思想感悟。其中有一篇日記寫道：“我活著的最大意義，就在于把自己的一生最大限度地貢獻給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把自己有限的生命投入到無限光輝燦爛的共產主義事業中去！”還有一篇日記的開頭則寫著：“這一段沒寫筆記了，病小事，快注意。”
“父親就是這樣，在世的時候，時刻提醒自己要不斷學習領會毛主席思想，向榜樣看齊，嚴格自我要求，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尚華平說，即便是現在，他有時還會夢見父親晚上伏案寫日記，平時不抽煙的父親這時會點上一支煙，抽著，思考著，寫著，直到深夜。
百姓書記：親切如父兄
“當縣委書記咋了？我也是農民的孩子，也受過苦，和這里的老百姓一樣。”
“尚書記德行好、人緣好，對群眾對下級‘溫柔’得很。”回想當年，王伯祥笑意濃濃，“我和尚書記經常騎車下鄉，碰見老鄉他都會熱情地打招呼。有次路上碰見一個老大爺，聽說他離家還很遠，尚書記非要把車子給他，讓他騎著回去，老大爺使勁擺手才算了。”還有一次下鄉路上，一位老大娘突然絆了一下，尚文安怕她摔倒，急忙下車去扶，弄了一身土。大娘見是尚書記，高興地邊給他拍土邊說：“這不是尚書記嗎？趕緊上家坐坐。”
還有當年的老同志回憶起1960年的一件事。那次尚文安得知東夏公社衛埠口大隊的衛青棵雙目失明，無依無靠，已經兩天沒吃一口東西，就連忙用自己的飯票從縣委食堂買了12個花卷饃，又讓辦事員帶上綠豆和面粉，一塊騎車去看望。衛青棵接到尚書記親自送來的救命糧時，摸索著拉著他的手就要跪下，泣不成聲。
“當縣委書記咋了？我也是農民的孩子，也受過苦，和這里的老百姓一樣。”一次下鄉路上閑聊，王伯祥說尚文安太沒架子，他這樣回答道，一臉坦然。
尚文安對群眾的深厚感情，更體現在對百姓冷暖的感同身受上。
他到任西華時，浮夸風盛行。群眾家里的鐵具都被調走煉了鋼鐵，農民的牲畜、家禽、盆盆罐罐，甚至房屋都被“一大二公”了。大辦公共食堂從起初的“吃飽肚子”，到后來的“躍進豆腐”（實際上是用野菜湯做的）、紅薯饃、蘿卜湯，越來越不夠吃。
尚文安到李大莊公社長樂大隊調研時，開始村干部和群眾都不敢說實話，怕挨批斗。他一腔真誠再三勸說“大家實話實說，誰找你們的麻煩，我負責”，大家才慢慢說起來：“說良心話，大食堂真不如小伙好。小伙吃多吃少不要緊，一家人好調劑，不存在多吃多占，沒有人爭嘴，沒人搞特殊……”
聽了村干部的話，又到群眾中普遍了解后，尚文安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靜。他向同志們表示：“我馬上把情況向專區匯報，領導們一定會向上級反映的。”
1960年冬季，中共中央下發《關于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開展反“五風”運動，著手解決全國農村存在的問題。
按照上級精神，尚文安立即召開縣委會議，慎重討論，形成決議，盡快解決好“民以食為天，官以民為本”的大問題。隨后，全縣農村解散了大食堂，讓農民各家獨立開小伙，各級干部帶領群眾生產度荒，穩定了人們的生活。這一步，走在了全省全國的前列。
上任后的這“第一把火”，尚文安就以心中的“敢”，贏得了群眾心頭的“敬”，百姓書記深入人心。
不僅對群眾，對下級，尚文安也總是和顏悅色、循循善誘。“他從不罵人，就是批評也讓你心里很得勁兒。”王伯祥說。
李大莊鄉80多歲的老黨員王守柱當年在馮橋大隊當秘書，在大隊見了尚文安一次就印象深刻：“跟我聊了天，還鼓勵我好好干，真是和藹可親，沒一點官架子。”
當年的縣委監委辦事員王均喜今年已79歲，那時經常在食堂遇見尚文安。“他總是穿著干凈的破舊衣服，好像就有兩雙鞋，替換著穿。”王均喜說，尚文安喜歡和機關干部說話，總是鼓勵大家勇于吃苦、踏實工作，這樣就會大有前途。這樣的諄諄教誨，王均喜牢記在心，一直努力工作，直到走上領導崗位。
“跟著尚書記，可能不會升官發財，但是一定不會落伍，一定不會走彎路。”與尚文安共過事的老同志都說。
苛刻書記：無情寄深情
“你（妻子宋英敏）一直在機關單位工作，缺少基層工作經驗，需要到農村去鍛煉，不然寫了入黨申請也不能批準。”
今年已90高齡的宋英敏，如今住在西華縣青華路北段一胡同深處的小院里，靜享晚年。兒子們說，老太太身體一直很好，5年前還能騎三輪車，這幾年記憶力才有點跟不上。
聽老人們向記者介紹尚文安生前事時，宋英敏一直微笑著，一臉安詳。或許時間的沖刷已讓一切都變得云淡風輕，就連當年丈夫常年不著家、還對妻兒要求嚴苛的那份委屈，現在似乎也蕩然無存了。
宋英敏是新中國成立前參加革命工作的老干部，但在她的入黨問題上，尚文安特別嚴苛。尚華平的回憶文章中說，當時母親所在的縣供銷社曾多次提議解決她的入黨問題，都被尚文安駁了回來，稱“目前她還不合格，還需要繼續鍛煉”。
宋英敏覺得委屈，尚文安嚴肅地說：“你一直在機關單位工作，缺少基層工作經驗，需要到農村鍛煉，不然你寫了入黨申請也不能批準。”
“四清”運動時，尚文安讓妻子到遲營公社勞動鍛煉，但一年半后文化大革命開始，尚文安也住了院，入黨的事就又擱置了下來。直到退休，宋英敏依然沒能入黨，這成了她終生的遺憾。
比起對妻子的嚴苛，尚文安對5個兒子的要求更高，從小就讓他們習慣艱苦樸素，不搞特殊。
當年的縣委機要員高慶武回憶說，尚文安剛到西華時，一家人被安置在縣委院西北角一間靠院墻的小屋里，東北角就是豬圈。尚書記的幾個孩子經常出入縣委院玩耍，他怕影響不好，就讓妻子帶著孩子們搬了出去，安排在縣供銷社大門南側的一間小屋里，房子不到15平方米，卻住了一家6口人。宋英敏也被調到縣供銷社下屬的日雜公司做統計工作。
尚華平說，當時家里用3張單人床搭了個通鋪，除此之外，只有一張小方桌，一家人吃飯都坐不下。即便如此，尚文安還特別囑咐妻兒別去縣委食堂買飯，不讓孩子影響工作。由于父親要求嚴格，幾個孩子衣著也很普通，有的衣服還帶著補丁，和農村孩子沒什么兩樣。
那時，縣供銷社時常會處理些被子、棉套、布匹等，尚文安專門交代不讓妻子買，“便宜的東西盡量留給群眾”。
搬出去后，孩子們就很少見到父親了，尚文安一般也不讓妻兒去縣委找他。尚華平說，那么多年，一家人的團聚時間掰著手指頭就能數過來。但只要一見面，父親就會諄諄教誨，把自己出生入死、南征北戰的經歷講給兒子們聽。要求他們從小努力學習、聽黨的話、向英雄看齊。
后來在病床上，尚文安還寫成詩篇讓妻子轉交給3個大一些的兒子，作為勉勵。他在詩中寫道：冀平、豫平、華平，我為今天你們好好學習、將來做一個真正的無產階級接班人寫詩兩首。其一：胡蘭本是女中英，一十六歲干革命；臨危不懼斗志勇，鍘下遇難真光榮。你比胡蘭小幾歲，胡蘭比你大幾冬？有志不在年少邁，肯讀寶書(指毛主席著作)自然紅。其二：旌旗奮起春雷動，革命洪流如潮涌；風暴險關錚骨硬，冰天雪地臨蒼松。眼望榜樣工農兵，赤膽忠心為革命；時刻牢記階級仇，永遠不忘黨恩情。
尚文安臨終前，宋英敏把5個孩子叫到病床前，一家人終于又團聚了。那時尚文安說話已很困難，除了斷斷續續安排妻子一定要把他葬在西華的土地上，就是深情地看著孩子們，滿眼的希冀和不舍，眼淚也慢慢流了出來……
尚文安的言傳身教深深影響著他的孩子，也教會了他們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如何做事做人。
二兒子尚豫平自幼聰穎好學、品德優秀。1971年上初中時，在縣電器廠的一場大火中奮不顧身搶救國家財產，英勇負傷，受到了學校的表彰獎勵。但由于當時失血過多，留下了再生障礙性貧血的病癥。他沒有被病魔嚇倒，長大就業后像父親一樣忘我工作，憑個人努力不斷進步，卻最終患上白血病，2015年6月，病逝在縣農行的工作崗位上，終年59歲。
五兒子尚燕平，兒時患小兒麻痹癥落下殘疾，但他自強不息，長大后在縣果酒廠當工人，自學掌握了配酒技術，被酒廠推薦到省輕工業學校深造，畢業后擔任技術科長、調酒師，后提升為副廠長。工廠倒閉后，尚燕平下海經商，夫妻二人辦起五金交電門市部，誠信經營，禮貌待客，生意十分紅火。
其他孩子的人生道路也充滿正能量，各有各的精彩，而且他們傳承自父親的思想也影響著他們的下一代。尚華平說：“我們的日子雖然平淡，但過得踏實而坦蕩，這就是父親留給我們的寶貴精神財富。”
兄弟幾個平時各自忙碌，每到清明節，也就是父親祭日時，他們相約一起為父親掃墓，喃喃地與父親說上幾句：如您所愿，當年您為之奮斗的目標已經實現，西華人民過上了幸福的日子，您放心吧！①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