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口日報·周道客戶端記者 王錦春 王吉城 侯國防

導讀：鹿邑籍紅軍團長云宗連烈士，生前身后的傳奇故事，鐫刻在歷史的深處。

——他曾獲得著名的紅星勛章，然而后人對其戰功知之甚少。

——湘江戰役烈士紀念碑有他的英名。而戰友回憶他犧牲在大渡河畔瀘定橋頭。

………

用行動告慰紅軍烈士英靈，讓革命薪火永續傳承。

2022年11月1日，周口報業傳媒集團《周口紅色記憶》采訪組來到了老子故里鹿邑縣，采訪長征期間犧牲的紅軍團長云宗連的故事。

在產業集聚區姚莊行政村組織的一個簡單座談會上，記者見到了云宗連的侄孫女云小嬌，多年來熱心收集講述云宗連故事的老教師王懷祥、孫德功等人。

過去的歲月，云宗連家人一直在打探他的消息。再后來，當地紅色文化愛好者吳萬金等人也加入尋找云宗連的行列，并寫出許多懷念性文章，在鹿邑縣引起很大反響。

似乎再次撥動云宗連親屬的心弦，云小嬌眼含熱淚講述了云宗連離開家鄉后的點點滴滴……

其實，云宗連的事跡很早就引起記者的關注。

紅軍烈士的故事，總是充滿意外和傳奇。座談中，記者向大家講述了今年6月在廣西興安縣“紅軍長征突破湘江烈士紀念碑園”采訪時，意外得到的云宗連的一些信息。

大家各訴心聲，討論熱烈。

云宗連背后有很多歷史事件。有的慘烈血腥、有的傷感凄美……撥開歷史迷霧，烈士的形象更加飽滿。大家有著共同的心聲，云宗連犧牲在紅軍長征途中，成為共和國烈士。80多年過去了，雖然他的故事還有許多隱藏在歷史深處，但他英勇無畏、為國盡忠的精神將激勵著一代又一代人。

烈士英名 閃耀興安獅子山

云宗連，鹿邑縣渦北王莊村（現屬產業集聚區）人，18歲時參加馮玉祥西北軍，后部隊被收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六路軍。1931年12月參加第二十六路軍寧都起義，加入紅軍并入黨。參加過第四、第五次反“圍剿”戰爭，1934年參加長征。

云宗連隨中央紅軍長征期間，經歷了慘烈的湘江戰役。一說到湘，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湖南。提起湘江戰役，不少人以為發生在湖南。其實，湘江戰役這段壯麗紅色史詩主要書寫在廣西桂北的興安、全州、灌陽三縣。

2022年6月26日，記者從湖南采訪沈丘籍紅軍烈士、湘鄂贛省軍區司令員嚴圖閣事跡歸來途中，懷著崇敬的心情，來到了距離廣西興安縣城南一公里獅子山上的“紅軍長征突破湘江烈士紀念碑園”瞻仰。

登上獅子山，首先映入眼簾的大型雕像震撼人心。“紅軍、送別、長征、渡江、永生”浮雕再現了紅軍突破湘江戰役的慘烈情景。

從碑園文字介紹可知，紅軍長征中最悲壯的一頁就是湘江戰役。湘江戰役是長征中歷時最長、規模最大、戰斗最激烈、損失最慘重的一戰。碑園是經聶榮臻元帥建議，國務院批準，于1993年舉行開工典禮的。

展廳內，一件件湘江戰役中紅軍用過的物件展陳在館中，似乎在訴說著那段悲壯的歷史。

長達30多米的紅軍烈士英名長廊，收集了20321名犧牲的紅軍戰士姓名，看后讓人痛心。湘江戰役中一幅幅血與火、生與死、存與亡的歷史畫面仿佛就在眼前。

離開烈士英名長廊，記者攀登了184級臺階來到了山頂紀念碑碑亭。在高達34米的紀念碑亭內，記者意外發現，里面收錄有湘江戰役期間師團級紅軍烈士英名錄碑刻。

在第一面烈士英名錄碑刻前，記者看到了一行紅軍烈士英名和簡介：

陳樹湘，湖南長沙人，紅五軍團34師師長。

劉世浩，紅三軍團新兵師師長。

程翠林，紅五軍團34師政委。

王光道，紅五軍團34師參謀長。

……

他們都犧牲于1934年。

記者認真地參觀著、思考著、記錄著。年輕的師長、團長們犧牲時大都是二三十歲，如花的生命早早凋謝，讓人傷感。

在第二面碑刻前，記者驚喜地看到，長長的師團級紅軍烈士英名錄，第一個是云宗連的名字：

云宗連（—1934），河南人，紅五軍團十三師三十七團參謀長、團長，1934年在湘江戰役期間犧牲。

這正是幾年來記者苦苦尋找的河南籍云宗連烈士。萬萬沒想到，記者會在這里和云宗連“不期而遇”。這份師團級英名錄中大部分烈士沒有出生年月，有的甚至沒有家庭籍貫，有的只是犧牲時的職務和時間。

這一刻，忠誠、勇敢、善戰的紅軍將士把“革命理想高于天、堅定信念跟黨走”的初心使命詮釋得淋漓盡致、讓人淚目。

記者輕撫這塊碑刻，想象著這些紅軍將士當年長征時的模樣，輕輕呼喚著云宗連的名字，告訴這位周口籍的紅軍英烈，現在歲月靜好、國富民強，你們為之奮斗的夢想已經實現了。云宗連老前輩，來自家鄉的問候，您聽到了嗎？

在這個被蔥蘢樹木掩映的碑園里，云宗連和所有紅軍烈士一樣，他們與獅山共峻極，與湘水同流長，永遠地激勵著后來人不怕困難、奮發圖強。

11月1日，當我們來到云宗連的家鄉，介紹云宗連“在湘江戰役期間犧牲”的證據時，大家頗感意外——因為云宗連戰友、新中國成立后曾任水利部副部長的劉向三在回憶錄《往事的回憶》中曾說，云宗連犧牲在掩護紅軍戰士飛奪瀘定橋的戰斗中。多年來，云宗連的家鄉人已經相信了這個說法。

云宗連究竟犧牲在哪里？仔細分析兩個說法，莫衷一是。慘烈的湘江戰役和飛奪瀘定橋戰斗間隔僅半年，在當時的情況下，紅軍將士一邊戰斗一邊行軍，將士們一個個倒下。一位紅軍指戰員犧牲在何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為長征勝利盡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參加座談的幾位老人爭論了半天，最終達到一致：無論犧牲在哪里，反正是戰死在長征路上。

云宗連，長征中為革命事業捐軀的烈士，大家為你感到驕傲和自豪。

戰友相助 家人終知“云歸處”

在家中，云宗連排行第四，三個哥哥依次為云宗浩、云宗學、云宗兆。云宗連1919年考入開封市“河南留學歐美預備學校”，在此期間他結識了趙博生（寧都起義主要領導人之一）等進步軍人。

按輩分，今年50多歲的云小嬌叫云宗連四爺。

談起四爺云宗連和四奶王月英，云小嬌充滿了傷感。小時候，云小嬌曾跟著四奶王月英長大，最了解四奶內心的痛苦。

“1921年，四爺參軍入伍曾經7年未歸，家鄉人都十分著急。直到1928年，四爺才回家和王月英完婚。在家沒幾天四爺就走了，從此再也沒有回來。是生是死？家人不知道他的一點消息。”

“1929年秋，四奶王月英為四爺云宗連生下了女兒云素勤。家人曾寫信把這一喜訊告訴云宗連，苦等很久，一直沒有收到回信。四爺知不知道有個女兒？”說到這，云小嬌淚流滿面。

“四奶這輩子太苦了，她等于守寡一輩子。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她很善良，經常悄悄拿出四爺的照片，看著哭，哭著看，然后又把照片放在一個隱蔽的地方。”

“我曾多次問，四奶，你咋不改嫁？四奶總是說，你四爺會回來的，他想著我們娘倆哩！”

在困難的歲月里，王月英母女倆相依為命。在親人幫助下，艱難而頑強地生活著，熬過半個多世紀。

直到1990年5月初，云宗連的戰友劉向三以全國政協常委身份到安徽省亳州市參加淮河水利會議，當得知戰友云宗連的家鄉鹿邑就在附近，便驅車前來看望。這時大家才知道，1935年云宗連在掩護紅軍飛奪瀘定橋時已經犧牲。

得知這一準確消息，王月英心情復雜。等了一輩子，丈夫早已魂歸他鄉，從此，不會再有一點念想。好在丈夫是個紅軍，是好人，這一輩子等待也值。

而此時，云宗連的女兒帶著從未見過父親的遺憾，已經去世幾年了。

劉向三回到北京后，把鹿邑之行報告給他和云宗連在“寧都起義”時的領導黃火青（曾任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中共十二大顧問委員會常委）和袁血卒（曾任民政部副部長，正部級）。在劉向三的幫助下，1992年11月19日，民政部批準云宗連為革命烈士，頒發“革命烈士證明書”。

然而，妻子王月英并沒有等到丈夫云宗連被批準為烈士那一天。烈士證明書批準前不久，她就帶著思念和遺憾離開了人世。

座談會上，大家談得最多的還是劉向三對于云宗連家人的幫助。劉向三和云宗連關系密切，多年來也沒有忘記自己的戰友。

劉向三，1909年9月30日出生于河南省鄧縣（現鄧州市）羅莊鎮劉崗村一個貧苦農民家庭。1931年12月14日，他和云宗連共同參加了著名的“寧都起義”，之后加入紅軍并入黨。1979年，任水利部第一副部長。2007年去世。

2001年，黃河水利出版社出版劉向三回憶錄《往事的回憶》，里面介紹有他和云宗連的關系及云宗連犧牲過程。

中原大戰失敗后，馮玉祥的西北軍被收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六路軍，趙博生被任命為參謀長。此時，云宗連、劉向三都在第二十六路軍。趙博生任第二十六路軍參謀長后，就從教導團挑選了個頭在一米六以上、身體健壯、品德優秀的下級軍官來總部。劉向三在回憶錄中說：“我就是被挑選的其中之一。”

趙博生讓他們先作隨從副官，負責總部警衛工作，數日后，陸續調來的人員中就有云宗連。部隊開到江西南昌后，云宗連、劉向三等人組成的小隊宣布為高級執法隊，任務是負責總部長官的安全及高級軍官的軍風、軍紀檢查與糾正等。部隊到達寧都后，高級執法隊增加到13人。這時期，執法隊員左臂佩戴高級執法隊袖標，有別于其他人員。事情不多，權力不小。

當時，云宗連、劉向三都在第二十六路軍高級執法隊工作。人員不多，彼此熟悉。

1931年，蔣介石下令第二十六路軍攻打紅軍。然而，此時的第二十六路軍在地下黨影響下，不少人已經“心向共產黨”了。

“當時，我們常在一起談論時政的有十幾個人。至今記得名字的有耿萬福、云宗連、呂咸。”從劉向三回憶錄可以看出，寧都起義期間，和他一起推心置腹談論時政者就有云宗連。

1931年12月14日，第二十六路軍在趙博生、季振同、董振堂、黃中岳領導下，舉行寧都起義。云宗連、劉向三一起參加了起義。不久，第二十六路軍被改編為紅軍第五軍團。

后來，鹿邑有關人員曾去北京看望劉向三。劉向三經常提到，云宗連在部隊職務比他高，只可惜老戰友犧牲得太早了。

革命情、戰友情在云宗連、劉向三兩人身上得到充分體現。盡管云宗連犧牲多年，時年80多歲的劉向三專程到鹿邑看望云宗連家人。不得不說，劉向三是云宗連真正的革命兄弟。正是在劉向三幫助下，云宗連家人才盼來了期待已久的消息。

長征途中 大渡河畔建功勛

找到了劉向三，也就找到了云宗連的蹤跡。從那以后，大家才知道，1931年12月寧都起義后，云宗連被調到江西瑞金，在紅軍第一步兵學校任軍事教官。

從云宗連的人生軌道看，自從他參加紅軍，時刻處于作戰狀態。1932年至1934年期間，紅軍正進行第四次、第五次反“圍剿”斗爭。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后，中央紅軍開始長征，實行戰略大轉移。中革軍委決定，將中國工農紅軍大學、第一步兵學校、第二步兵學校和紅軍特科學校合并組建為中革軍委直接指揮的“紅軍干部團”，即史稱的“軍委干部團”，由陳賡任團長，宋任窮任政委。

這個“軍委干部團”不是一般的單位。其“戰士”全部是接受培訓的紅軍各級干部，其中級別最高的是上級干部隊，簡稱“上干隊”，隊長是蕭勁光，其“戰士”都是由營、團級黨政軍干部組成。此時，團級干部云宗連被派到干部團任“連長”。“軍委干部團”成員裝備精良，主要負責保衛中央領導，危急時才出兵作戰。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同志就經常跟隨“軍委干部團”一起活動。

云宗連能進入“軍委干部團”任職，可見上級對他十分信任。

“提到云宗連同志，很多人都知道他。在行軍路上，他高高的個子，健壯的身影，總是替身體弱或年齡小的同志背槍支、拿東西。云宗連常說，革命大家庭相互幫助是應該的。”這是戰友劉向三在回憶錄中對他的評價。

談到云宗連，劉向三回憶錄中還說，“我和云宗連同志自1928年在山東馮玉祥的部隊時相識，直到他犧牲前，以兄弟相稱，往來密切。聽說他犧牲時，我掉下了眼淚”。

有關云宗連犧牲的過程，劉向三提到了強渡大渡河。

大渡河戰斗在長征途中關乎紅軍生死存亡。主要包括安順場強渡大渡河和飛奪瀘定橋戰斗兩部分。1935年5月，紅軍渡過金沙江，先遣隊24日突襲大渡河安順場渡口，控制南岸渡口。次日，由紅一團第二連17人組成的突擊隊強占北岸渡口。但由于追敵逼近，又缺乏渡河工具，毛澤東果斷決定兵分左右兩路。其部署是：右路由劉伯承、聶榮臻率領紅一軍團一師和陳賡、宋任窮領導的軍委干部團，從安順場渡過大渡河。渡河后，沿東岸北上趕向瀘定橋，云宗連就在這支隊伍里。左路由紅一軍團二師、一軍團軍團部和紅五軍團組成，沿西岸北上趕向瀘定橋；兩支部隊在兩岸相互支援，夾河而上，奮力奪取瀘定橋。

飛奪瀘定橋先頭部隊是沿大渡河西岸北上的二師四團（團長黃開湘、政委楊成武）。他們受領任務后，立即緊急開進，一邊走一邊消滅沿途碰到的敵人，第二天一晝夜竟強行軍120公里，按時趕到瀘定橋。5月29日，西岸的左路部隊組織22人突擊隊，冒著東岸敵人的火力封鎖，在鐵索橋上邊鋪門板邊匍匐射擊前進。與此同時，東岸的右路紅軍一師和軍委干部團不斷擊潰和消滅河東岸沿途敵軍，并向死守東岸橋頭的敵人發起猛攻，對西岸四團奪取瀘定橋起策應作用。

關于云宗連犧牲過程，劉向三曾向到京訪問他的鹿邑有關同志回憶：

飛奪瀘定橋戰斗打響時，西岸的四團22位勇士開始沖鋒。在東岸，軍委干部團被調上去掩護并配合搶占瀘定橋東岸陣地。敵人防線開始崩潰，西岸22名勇士乘機攀索鋪板過河。東岸橋頭的敵人孤注一擲，把早已經準備好的兩桶柴油潑在橋東頭，放火筑起第二道防線。此時，在東岸打掩護的云宗連眼疾手快，立即端起槍擊潰十幾名放火的敵人，只身闖入火海，飛起一腳把一個裝有半桶柴油的油桶踢進河里。接著又奮不顧身把另一個已著火將要爆炸的油桶推到橋下。他因用力過猛，身子隨之跌入河中，用年輕生命譜寫了一曲壯歌。

“作為云宗連烈士后人，我真的很想到瀘定橋烈士紀念館看看，哪怕是在那里抓一把土或者舀一碗水帶回來到俺四奶墳前，也算是讓俺四爺四奶相見了。”說到此處，云小嬌淚流滿面……

座談中，幾位老人真誠地表達了想為云宗連畫像為其立碑的愿望，并以此教育后人，弘揚紅色精神。相信，這個樸素的愿望一定會實現。

歌頌烈士 再苦再累都值得

近年來，云宗連的故事，從不為人知，到開始傳播，再到今天的廣為傳頌，當地幾位紅色文化志愿者功不可沒。

“平時我很注意收集有關云宗連的消息，有一次，我還在一期《黨史博覽》上看到介紹有關長征期間犧牲的團級以上領導干部的介紹，其中就包括云宗連，非常高興。” 80多歲的孫德功老師介紹說，包括自己孩子在內，平時也很關注這方面的消息。有關云宗連的消息，大家齊心協力不斷豐富著充實著，或許將來還會有更多消息。

已70多歲、多年前就開始收集云宗連事跡的吳萬金就是這樣一位熱心人。他曾寫過多篇有關云宗連事跡的文章，不遺余力地傳承著老子故里紅色文化。

在和云小嬌等人座談結束后，記者一行專程來到吳萬金家中采訪。菊花、蘭花、梅花……吳萬金家中的小院前擺滿各種各樣的鮮花，一派溫馨景象。

“作為一位退休干部，退休后自發義務搞些地方黨史研究感覺很有意義。幾年前，我開始調查收集云宗連事跡。采訪中，年已80多歲的小學退休教師王懷祥把全身癱瘓、生活完全靠他照料的妻子拋在家里讓鄰居暫護，專程陪我騎著三輪車四處調查、了解云宗連的情況。”說起這些事，吳萬金感慨地說，我們都是年邁之人，但為了烈士，一切都值得。

“為收集云宗連事跡，李現理經常和我相約外出采訪、寫作。”

“退休20多年并患有嚴重‘肺心病’的孫德功不能起床，他就把《黨史博覽》2016年第10期刊登有關云宗連事跡的內容用電話向我介紹。”

“云宗連的侄子、79歲的云兆啟在介紹他四叔云宗連的童年家事和四嬸王月英后半生的生活時聲淚俱下……”

“縣退役軍人事務服務中心的何恒當時正在外地出差，聽說此事后，提前回來幫我翻檔案查資料。為掌握更多資料，我從網上查到劉向三著有《往事的回憶》，就向這本書的出版銷售部發電求購，但書售告罄。他們就把已贈送給他人的書給我寄來……”

說起收集資料的往事，吳萬金累并快樂著。就像海邊拾貝一樣，有辛苦就有收獲。他十分高興地介紹說：“我看到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雄師鐵軍——寧都起義將士錄》一書，書中記載，云宗連還是一位曾獲得過三等紅星獎章的紅軍指揮員呢。”

于是，大家談論起具有特殊意義的紅軍紅星獎章。

建軍以來，人民軍隊頒發過各類獎章，但最早在全軍范圍內統一頒發的還是紅星獎章。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江西葉坪村召開。1933年7月，在中央從葉坪村轉移至沙洲壩這一段時期，中央政府決定獎勵有突出貢獻的紅軍官兵。1933年8月1日，在第一次慶祝八一建軍節時，頒發了紅星獎章。1934年八一建軍節又一次頒發。資料顯示，一等紅星獎章獲得者有周恩來、朱德、彭德懷等人。二等紅星獎章獲得者有陳毅、羅炳輝等人。三等紅星獎章頒發給“經常表現英勇堅決的人員”，獲得者有楊得志等人。

云宗連也獲得過三等紅星獎章，這是他一生的榮耀。能收集到這樣的信息，吳萬金感到很高興、很自豪。

對自己收集烈士資料的采訪感觸，吳萬金深情地說，為了傳承紅色基因，弘揚和挖掘云宗連烈士革命事跡，應加大宣傳，在村里或縣里為烈士樹碑立傳，作為紅色教育基地，供后人緬懷瞻仰。同時，教育子孫后代學習紅軍烈士的革命精神和犧牲精神，激勵全縣人民為黨的事業努力奮斗。

采訪中接觸到的眾人幾乎都認為，云宗連許多故事還有待繼續挖掘。他的故事對于鹿邑，對于周口，是一筆非常寶貴的財富。體現在他身上的長征精神會永遠激勵著后來人。

湘江、金沙江、大渡河，都留下了云宗連征戰的身影。滔滔江河水，浪花頌英雄。或許未來某一天，云宗連的“身影”還會在遠方某個地方出現。來自老子故里的家鄉人會以最熱烈的方式等待他的“歸來”！②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