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祭祀與黃帝文化傳承
中華文明形成、國家出現(xiàn),目前中國學術界一般認為其判斷標準中,包含有與祭祀密切關聯(lián)的要素。先秦文獻《左傳·成公十三年》記載:“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可見古人早在兩千多年前已經將“祀”視為“國之大事”。
黃帝祭祀的對象是黃帝,其祭祀內容主要包括黃帝故里拜祖與黃帝陵的祭祀。中古時代以后更多黃帝祭祀在都城之帝王廟進行。
黃帝祭祀不同于中國歷史上其他王國、王朝的國王、皇帝祭祀,他們是各自王國、王朝的后代國王、皇帝對其前代國王、皇帝的祭祀,而黃帝祭祀則是中國歷史上歷朝(包括王國)對黃帝作為中國與華夏、中華代表的祭祀。司馬遷《史記》是《二十四史》中第一部國家通史,《史記》之首篇為《五帝本紀》,而黃帝又是《五帝本紀》中的第一“帝”。由于黃帝是中華文明形成的締造者,中國的國家創(chuàng)建者,更是華夏先民的共同祖先,因此被稱為中華民族的人文始祖。歷史文獻記載,黃帝祭祀,一般由當時的國王、皇帝或國家重要官員代表國王、皇帝以國家名義對黃帝進行祭祀,這成為兩千多年來黃帝文化的重要內容。
國家祭祀黃帝有著久遠歷史,關于黃帝祭祀的歷史文獻記載很多,如《史記·封禪書》卷二十八:“秦靈公作吳陽上畤,祭黃帝。”《史記·封禪書》記載:漢武帝于公元前110年,“祭黃帝冢橋山”。《魏書》卷三《太祖紀》:北魏明元帝東巡涿鹿,“使者以太牢祀黃帝廟。”唐玄宗在唐長安城建帝王廟,祭祀五帝及其他帝王。與此同時還在上述帝王故地置廟祭祀。明代又恢復了都城之中置帝王廟祭祀黃帝及歷代帝王。到了清代北京城的帝王廟已經發(fā)展為國家宗廟,其包括了對黃帝等五帝與歷代王朝帝王的祭祀。上述歷代王朝,不論是中華民族的哪一個民族作為國家統(tǒng)治者,他們都將黃帝的祭祀,作為國家的重大祭祀活動。
黃帝文化的核心是“中”與“中和”,而其“中”的空間位置,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記載:“昔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國各數百千歲”。這應該是黃帝被認定為中華“人文始祖”的原因所在。
《史記·五帝本紀》記載:黃帝的活動范圍雖然“東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雞頭;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葷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但其“都邑”在今河南新鄭。黃帝后繼者顓頊、帝嚳、唐堯、虞舜與其后的夏商王國的國王均于“三河地區(qū)”置都邑。如《左傳》《竹書紀年》均記載,顓頊都邑于帝丘(今濮陽),今濮陽附近的內黃有顓頊、帝嚳的“二帝陵”之說。至于虞舜都邑于“歷山”(濮陽),有《清華簡·保訓篇》記載佐證,又有《史記》記載“陶”“為天下之中”。
濮陽的空間位置,其實1987年濮陽西水坡遺址考古發(fā)現(xiàn)的6400多年前第四十五號墓出現(xiàn)墓主人兩側是蚌殼堆塑的“龍”與“虎”的形象,死者腳下則是北斗堆塑,天文史學者與考古學家認為這就是測中“北斗”的天文圖像。說明那里的人早在舜之前近兩千年已經認為那一帶是“天下之中”了,這恰恰又佐證了虞舜“求中”于“歷山”(今濮陽)的歷史延續(xù)的合理性。
《保訓》又記載了改變堯舜“求中”于陶的是商湯六世祖上甲微,其“求中”于“嵩山”,也就是說從夏王朝開始回復了黃帝有熊國都鄭州地區(qū)為天下之中的規(guī)制,考古發(fā)現(xiàn)也佐證了這一結論。1977年在登封市告成鎮(zhèn)考古發(fā)現(xiàn)的王城崗城址,被認為是夏王朝最早的都城——禹都陽城。此后又在新密市發(fā)現(xiàn)夏代中期的新砦城址(有學者認為是夏啟之都),以及屬于大嵩山范圍偃師二里頭城址、偃師商城,鄭州商城等夏商王都。
從黃帝開啟的“三河”地區(qū)為天下之中的政治理念,也就是人們的空間概念從“東、西、南、北”的“四方”,發(fā)展為“東、西、南、北、中”的“五方”。“東西南北”的“四方”是“和”,“四方”要“和”于“中”,這樣顯示出“中”對于“東西南北”空間等距離的所折射的“公平”“公允”“公正”,這也就奠定“中和”的形成。其核心就是多民族統(tǒng)一國家的凝聚力與向心力,家國一體、家國同構、國家認同的“黃帝文化”,在此基礎之上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這就是黃帝文化的歷史真諦!
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形成有著久遠歷史,而這一意識的形成與發(fā)展是造就中華不斷裂文明的“思想基礎”。因為上古時代至今的中國不是西方的“城邦國家”或曰“民族國家”,中國歷史顯示其國家從形成伊始就是跨地域、多族群的廣域國家。從久遠歷史發(fā)展觀察,從中華“百萬年人類史”“一萬年文化史”“五千年文明史”一路走來,其三個不同歷史階段的“人群”是“一脈相承”的。只是因為他們分別在廣闊大地之不同地方的不同環(huán)境,形成、造就了不同風俗習慣、不同文化特色的人群、族群。當社會歷史車輪進入“文明時代”、邁入“國家”門檻之時,他們均成為中華國家的“國民”。
當前中華民族認同、中國之國家認同,是時代的需要,是增強國家凝聚力、向心力的需要,是維護國家統(tǒng)一的需要。兩千多年來黃帝拜祭和黃帝祭祀,恰恰是支撐了中華文明五千年不斷裂的這一歷史傳統(tǒng)。弘揚多民族統(tǒng)一國家的優(yōu)秀歷史文化傳統(tǒng),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恢復并弘揚中國古代歷史上國家對黃帝的祭祀,有利于國家凝聚力、向心力的加強。我們從血緣政治、地緣政治兩方面都應該把“黃帝拜祖大典”與“黃帝陵祭祀大典”辦好,這是傳承“黃帝文化”的重要內容。
(作者:劉慶柱,系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歷史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