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李碩

近日，周口市作協主席柳岸的歷史長篇小說《西施傳》與讀者見面。《西施傳》既單獨成篇，也是“春秋名姝”系列的收官之作。繼《息媯傳》《文姜傳》《夏姬傳》之后，《西施傳》又將帶給讀者何種驚喜？作者柳岸接受本報記者訪問，就西施、春秋等問題展開對話，為讀者了解《西施傳》并由此思考歷史與文學、歷史與當下提供相關信息。

本報記者：柳岸老師，您好！祝賀您的新作《西施傳》出版。這部小說作為“春秋名姝”系列的收官之作，分量之重可想而知。《息媯傳》《文姜傳》《夏姬傳》讀者好評如潮，想請您談談，為什么會以西施為傳主，收束“春秋名姝”系列呢？

柳岸：用西施來結束“春秋名姝”是由歷史自身的邏輯決定的，也包含著我十年歷史寫作的一點想法和一點嘗試。從歷史自身邏輯來看，“春秋名姝”系列的傳主息媯、夏姬、齊文姜、西施分別對應春秋的早、中、晚、末四個時期。西施生活在春秋末年，在春秋這場大戲中的出場順序本就靠后，用她來收束這一系列，是歷史的安排，也是對歷史的尊重。

從寫作者的角度來看，西施這一形象充滿了挑戰并因此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在“春秋名姝”的四位傳主中，西施最受作家們的青睞。光是以西施為題的詩詞就有很多，也有不少戲曲、小說是以西施為主人公的。經過大量文學作品打磨，西施的形象在家喻戶曉的同時，也多少出現了某些固定的、刻板的因素。讀者們想到西施，總是會把她固定為春秋爭霸中一個美麗的女配角。如何寫出這種常見形象的新穎之處，是我一直思考的問題，也是我想通過《西施傳》想達到的目標。我在歷史題材里已經創作了十年，這部作品之后我計劃從歷史重回現實。可以這么說，《西施傳》結束了“春秋名姝”系列，也為我的歷史寫作暫時畫上了一個句號。

本報記者：的確像您說的這樣，要把讀者熟知的特定形象寫出“既熟悉又陌生”的效果，還是頗考驗寫作者的筆力的。您能談談您為塑造這一人物形象做了哪些準備？又是如何對她進行具體規劃的嗎？

柳岸：寫西施困難與機會并存。第一難是史料少。咱們剛才說關于西施的文學作品不少，但其實有關西施的歷史文獻卻相當稀少。先秦有權威的史料《春秋》《左傳》中都沒有提及西施，吳越地方志的《吳越春秋》《越絕書》關于西施的記載也十分零散。第二難是文化差異。人活在具體的文化之中，特定文化是人物形象的重要組成因素。“春秋名姝”前三部的大背景都是中原文化，作為中原人，我能寫出皮膚的感覺，西施這一形象內含著的卻是吳越文化，我對此了解不多。

不過，寫作的困難也常常是寫作者挑戰自我的機會。史料雖少，卻給寫作者留下了足夠的想象空間。“春秋名姝”屬于傳記體歷史小說，是歷史文學。就歷史文學而言，史料越少，想象的空間越大。故事性就越強，自然也就越好看。想象力和寫故事本就是一個寫小說的看家本領，所以史料稀缺這一問題解決起來還不算太難。至于文化差異的問題，由于我寫前三部時占有和積累了不少資料，為寫作西施打下了一定的基礎。另外，吳越文化雖然自成一系，但畢竟吳國始祖是周太王古公亶父的兒子，越始祖是夏少康的兒子，吳越文化與中原文化同源于中華文化的母本，在某些方面還是有相通之處的。

本報記者：人物的精氣神確需文化的灌注。在“春秋名姝”里，能夠讀出來西施內含著的吳越氣息，也能感受到息媯與郢都、夏姬與新鄭、文姜與齊魯的依存關系。要想寫出這種效果，難度不僅僅是河南與浙江這樣的空間差異，還有古今的時間差異。您能具體談談在創作中，您是如何克服這些時空差異，將特定的地域文化融入人物之中的嗎？

柳岸：是的，一方水土養一方人，而要想寫出歷史人物的地域特征，在時間、空間兩方面都是面臨挑戰的。我克服文化差異的主要辦法就是實地走訪，這是我從創作“春秋名姝”開始就堅持的方法，或者說是一種習慣。

我曾經從文字史料里了解地方歷史，但很快發現，文字固然具體，卻未必能形象。從文字里得來的信息難免有隔膜。所以，我決定走出去，到歷史人物生活過的地方去沉浸、去感受，使那些文字的史料在場化、豐滿化，讓那些靜的文字符號活起來、動起來。“春秋名姝”系列中四位女主的生活軌跡遍及大半個中國，我也曾循著她們的足跡，走過不少山山水水。

息媯是陳國女公子，息國君夫人，楚文王夫人。她的生活軌跡是陳、息、蔡、楚，由中原到南方。寫《息媯傳》時，我去了息縣、上蔡，去了荊州，去了武漢、黃陂。我去荊州的紀南城遺址，感知了楚文王遷都郢都的豪邁，古郢都城的布局，對河流、道路、城門等都清清楚楚。只有對郢都有了感性的認識，作品才能有立體的呈現。在荊州走訪中，我發現在郊區有許多桃林，由此想到息媯“桃花夫人”的名號。夏姬是鄭國女公子，陳司馬孺人，后嫁楚大夫屈巫。她的軌跡從晉到鄭、到陳、到楚，再回到晉，由西部到了中原然后又到了南方，最后回到西部。寫《夏姬傳》時我去了新鄭，知道古鄭國有春浴節，這一天鄭國的男男女女手持芍藥，到溱水洧水邊相會。所以才有夏姬與屈巫邂逅春浴節的情節。而后去了柘城，探訪夏姬的歸終。文姜是齊國女公子，魯國君夫人，生活軌跡是齊、魯，屬于東北。寫《文姜傳》時我去了臨淄，到了傳說中的淄河，也由此知道了臨淄的來歷。我又從臨淄追蹤到曲阜，拿著曲阜的古城發掘圖，找了一輛人力三輪車，繞著老城墻轉了一圈，對城門、護城河、進出水道，了然于心。從臨淄到曲阜，我最大的收獲是感受到了齊、魯文化的差異。臨淄的開放與創新，以及煥發出來的活力，同曲阜的拘謹與內斂，以及呈現出的守制，有著鮮明的對比。

西施是越國鬻薪氏之女，吳王妾妃。她的生活軌跡是東南吳越。為了寫《西施傳》，我又踏上吳越之旅，先去了紹興，看了越城，知道了越城有大小越城之分。小越城所有房屋都是反方向，表面上是越王勾踐對吳王夫差的臣服，實際上是越王激勵自己復仇的決心。我們所知道的勾踐臥薪嘗膽，其實只是他故事的冰山一角。而后到紹興博物館、會稽山、美人宮遺址公園、諸暨苧蘿山、金雞山。從紹興到無錫的吳國舊都梅里，又從無錫一路輾轉到蘇州，隨后扎營蘇州。我沿著吳城走了一圈，看到古城墻和古城門，偶遇伍子胥塑像和他開挖的胥河。而后，去虎丘看了闔閭墓；去靈巖山看了夫差為西施建的館娃宮、響屧廊；去高景山看了越王勾踐養馬的白馬澗；去穹窿山看了孫武子寫兵書之處；還有一代霸主吳王夫差自刎之地——陽山。從蘇州轉而到了上海，拜訪了注疏《吳越春秋》的張覺老師。吳越之行，將近一個月。回來之后，我又到淅川，看看是怎樣的風水，養育了范蠡這樣的人物。從淅川回來，我去了范蠡隱居之地山東的肥城。但凡作品牽涉到的重要都城、戰略重地，以及主要人物生活的軌跡，我基本走完。走訪，得到的不但是在場感，還有地域文化風情的感受。雖然在歷史滄桑中，有些古跡已經蕩然無存，但只要存在過，總會留下印記，總會有所傳承，總會感受到它的氣息。

本報記者：柳岸老師，您的“春秋名姝”以幾位女性為傳主，串聯起了幾百年的春秋史。通過十年的寫作，您應該對這段歷史非常熟悉了。您怎么看待春秋？又怎么看待歷史與當下的人、生活的關系？或者說，您覺得寫作歷史、閱讀歷史對于當下有什么意義？

柳岸：回看這四部作品，我覺得不是滿意不滿意可以表達我的心情，我也不能簡單地說，滿意或者不滿意。我只能說是竭盡全力了。十年，我全部的心血都在這四部書中。從開始有意向設計，到查閱研讀資料，到實地走訪，到書寫，到每一部不下十次的修改打磨，真是百感交集、五味雜陳。我與她們一起成長，一起閱歷人生，我覺得自己也豐滿了起來，這是對我個人來講特殊的意義。

我通過研讀春秋這一時期的史料，對歷史的意義也有了重新的認識。對待歷史，要以史為“鑒”。歷史之“鑒”，一是要正確地認識歷史。比如息媯、夏姬、齊文姜、西施是四部書的主角，但是，她們不是歷史、政治、社會、時代，甚至家庭的主角。她們生活在春秋時期，是原始社會向奴隸社會的轉軌變型時期，也是宗法制的王權君權夫權時代，女人就是附屬品。在那個時代，女性依舊是配角。我只是通過女性人物的視角去看那一段歷史，通過她們的命運、故事，以及與她們交集人物的命運，還有與她們有關系的重大事件，來展示那一段歷史文化。二是要進行歷史與當下的對比參照。通過對四位女性的重新書寫，或者對她們的復活，我最深的體會，是作為當下女性，要坦然面對生活，不管遭遇了什么，都要堅定勇敢地面對。至少我們的人生自己可以做主，我們有表達愛恨的自由、有人身自由的保障，這是在春秋時期無法想象的。所以，一定要珍惜我們所處時代的文明與進步，以及給予我們成長生活優裕環境的國家，活出自我、活出精彩。三是要傳承歷史的精粹。大的歷史觀，其實也是一種精粹文化的傳承，從古到今，客觀規律不會變，人性不會變，歷史觀照當下，當下反觀歷史，實質都是一樣的。比如民本思想，從上古到當今，歷朝歷代的明君，都會遵循“民貴君輕”“君舟民水”的理念，愛民、重民、貴民。這就是精粹文化的傳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