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桌上，亂七八糟地堆滿了書，但有一塊大銅牌，卻規規整整地立在那兒，使我一抬眼就能看見它，看見它閃閃發光的銅面上，那兩行紅彤彤的正楷字“李智慧老師光榮退休”， 時間是2019年。

是的，從那天起我退休了，一步步走下站了三十余年的“三尺講臺”。銅牌上迷離的光影，像一部時光回放機，把我珍貴的教學歲月，一幕幕清晰地回放。我看見十八歲的我，扎兩條麻花辮，背一個軍綠色布包，走在通往小學校的土路上。那時候的我，躊躇滿志，腳步輕盈，仍顯稚氣的臉上，難掩欣喜。那一天，我成為了一名光榮的小學教師，那一年，是1983年。

1985年的那場大雪，比往年來得要早一些。我在課堂上看見那雪下得紛紛揚揚、飄飄蕩蕩，竟然突發奇想，把語文課本往后多翻了十多頁，并當堂宣布：“同學們！今天咱們跳到第九課，學習課文《第一場雪》。”在孩子們暴風雪般的歡呼中，我面朝校園，小手一揮說：“出發！”那天，我無意中成了“情境教學”的實踐者，預先實施了語文教學“新課改”。第二天，學生們所寫的作文，一改往日的固化和呆板，是那么鮮活和奇妙。《踩雪的小麻雀》《雪球滾呀滾》《紅嘴巴的小雪人》《雪花雪花你別走》……一篇篇、一字字，直讀得我眼潮心熱，激動不已。清楚地記得，我把孩子們的習作，一筆一畫，工工整整地抄寫在學校的黑板報上，給不斷圍攏來的認真閱讀的小學生心中種下了一枚小小的種子。是的，那是寫作的種子、文學的種子。

我喜歡寫作，不知道從什么時候起，就毫無緣由、一廂情愿愛上了它。也許，這源于我所教的學科吧，在年復一年的語文教學中，教與學相生相長、相得益彰。文字與文學悄無聲息的浸潤，使我情不自禁地迷戀上了寫作。某天下午，同學們正在課堂上用心地寫作文，教室里寂靜無聲。這個時候我很想寫點兒什么，就順手拿起一個廢棄的練習本，在紙頁的背面寫起來。等學生上講臺交作業時，我的文章也正好煞尾。小說《榆錢》就這么寫成了，后來發表在《周口日報》上。那是1993年7月，我記得再清楚不過了，那可是我有生以來，第一篇在黨報上公開發表的文學作品，我怎么能忘得了呢？

還有一件事是我忘不了的，我想，如若能尋找到當年五年級一個班里的學生，那動人的回望，也會掀起他們內心的波瀾。當年，小學升初中需要經過嚴格的考試，語文、數學兩門主科的分數，要達到設定的平均線，才能被中學錄取。因此，五年級畢業班的學生和老師，早來晚歸，加班加點，緊繃得似一條上滿勁的弓弦。眼看離升學考試還剩最后六天，我卻上演了一出滾樓梯的“尬劇”。因為著急去學校，我一腳踏空，咕嚕嚕滾下十多級臺階，左腳踝嚴重扭傷，抬到醫院時，紅腫得像只煮熟了的牛蹄子。在醫院勉強住了一夜，對學生的牽掛，蓋過我腳踝的疼痛。

第二天上午，當我坐在自行車后座上，被老公推到教學樓的后面時，我看見了敞開的后窗口，探出一個個小腦袋，擠挨在一起，葵花向陽似的轉向我來的方向。看樣子，孩子們已等我很久了，他們就這么執拗地趴在窗口，在期望和無望中候望著我。一瞬間，淚水將我的眼眶填滿，我喊不出聲來，只是沖孩子們使勁地揮手。

“哇！李老師！”

“呀！咱老師來了！”

“李老師！李老師！”

他們在喊，一聲聲，一陣陣，像無依的孩子呼喚他們的娘親。是的，只有當過老師的我們，才能有幸獲得這世上最真純、最真實的愛！于是，我又寫了一篇小小說，題目叫《喚》。至今，那張刊載著這篇文字的泛黃的報紙，仍安放在我的案頭，時常喚起我對那屆孩子們的思念，喚起遠逝的青春，還有那匆匆的腳步。

學生們一批又一批地畢業，又一茬接一茬地長大，我的文章也一篇又一篇地刊發。奔往學校的腳步不停，寫作的筆尖流淌個不停，敲打鍵盤的手指跳動個不停。近百篇小說、散文、報告文學陸續在報刊上發表，獲得大大小小四十七個獎項。但我時刻清醒地認識到，虛名終是空，好文才永恒。

退休了，心不能退，夢想仍在繼續，前行的腳步不能停歇。退休了，我有更多的時間和精力行走民間、踏訪民眾，探尋的腳步，如一個頻率恒定的鐘擺，“嘀嗒”個不停。

最初，我騎著一輛除了鈴不響哪兒都響的破自行車，跑鄉村，串街巷，蹲地頭，聽民聲。隨之，我創作出了一系列有生活、有溫度、接地氣的小說和散文，如 《綠梅嬸的愛情》《黃花娘》《大青臉》等。

一個偶然的機會，我接觸到了三個從新疆回來的采棉工，她們那“見過大世面，腰包裝大錢”的氣勢，深深觸動和感染了我。我一人出發去新疆，在北疆農六師找尋到了我們河南籍采棉工。從兵團的六場八連，到三場十八連，而后，又在一個風雪交加的夜晚，趕到瑪納斯六戶地三道渠子。將近一個月的時間里，我同女工同吃同住同勞動，在棉田、宿舍、廚房采訪近百人，筆記六萬多字，照片三百多張，掌握到第一手資料。幾年里，我發表了《扛上日子走》《大雁西飛》《棉花朵朵開》《白的花》《大地的云朵》等多篇“棉花題材”的散文和報告文學。

緊接著，在2020年10月，也是我退休后的第一年，長篇非虛構散文《大地的云朵——新疆棉田里的河南故事》，由河南文藝出版社出版發行，2022年6月又進行了第二次印刷，并有幸在《周口晚報》全文連載。眼下，這部書正被海外出版社翻譯成外語版。

退休后的第二年，我被周口市文學館聘為第一批“特約講解員”，不久，有望成為周口市文學藝術院第一批“簽約作家”。

在文學的道路上，我仍舊腳步不停，今年麥收季節，我一次次去麥地，一趟趟訪農家，寫成了七千字散文《麥子歸倉》，通過敘寫豫東小麥大豐收，闡明“中國人的飯碗任何時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文中寫到了“三農”：農業、農村和農民；寫到了“六良”：良田、良種、良法、良器、良制和良習，彰顯出“中國小麥看河南，河南小麥看周口”。

說來也巧，在寫這篇小文的前一天，我正在文學館給參觀者講解時，忽聽一個女生喊：“李老師！”我在人群里中，找見一張似曾相識的面孔，正是當年我瘸著腳，送他們上初中的學生之一，她在《喚》中曾一聲聲呼喚過我。現在，她已經在我市文化界小有名氣了，目前正在寫一部有關河南“非遺”的大書。

我對她說：“老師我也不能停筆啊！正醞釀一部小說，寫三鄉巨變的，長篇。”這注定，我將在田野調查中還要走很長的路，在精神跋涉中更要步履不停。①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