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轍到淮陽出任陳州教授的背景和過程，不同時期或不同的史料版本，有不同的說法。

曾棗莊、舒大剛主編的《蘇東坡全集·蘇東坡年表》記載：“蘇轍力抵新法，王安石將加罪，張方平辟其為陳州教授。”按照這種說法，蘇轍是王安石的直接下屬，在制置三司條例司供職，但他并不贊成王安石的變法，且極力反對，因此遭到王安石嫉恨，王安石要治蘇轍的罪，張方平聞訊，及時出手奏調蘇轍到淮陽，任陳州教授。此說認為是張方平救了蘇轍，蘇轍從制置三司條例司直接去了陳州。

然而宋人何掄編著的《眉陽三蘇先生年譜》記載的史實與之差異很大。何掄引用蘇轍《潁濱遺老傳》的說法，講述了一個完全不同的故事：“神宗嗣位，既二（三）年，某以書言事，即日即（召）對政（延）和殿，時介甫新得幸，以執政領三司條例，上以某為之屬，不敢辭云。以書抵介甫，介甫怒，將加之罪，陽叔止之，奏除河南推官。”

熙寧元年，蘇軾、蘇轍兄弟歸鄉葬父后返回京師。第二年，蘇轍向朝廷上疏言事。神宗皇帝看到蘇轍的奏折后，十分欣賞小蘇的才情和敬業精神，他在奏折上對中書省批示：“詳觀疏意，知轍潛心當世之務，頗得其要，郁于下僚，使無所伸，誠亦可惜。”神宗御批的大意為：仔細看蘇轍的奏折，可以知道他潛心研究當今社會事務，頗有自己的心得。讓他淹沒在一群普普通通的臣僚中，才智得不到伸展，實在是太可惜了。當天神宗就在延和殿召見了蘇轍。

當時王安石深得神宗信任，與陳升之負責制置三司條例司的工作。所謂制置三司條例司，是王安石推行新法成立的一個臨時機構，作為變法活動的最高決策機構，其權力凌駕于三司之上，甚至中書、門下都無權過問。神宗在延和殿召見蘇轍時，當即任命蘇轍為“制置三司條例司檢詳文字”。蘇轍因神宗眷顧，成了制置三司條例司的一員，陰差陽錯成了王安石的下屬。

初為同事，王安石對蘇轍倒是十分看重。他特意邀請蘇轍、呂惠卿、張端三個人到自己家里吃飯，以示籠絡。席間王安石拿出一卷書，信任地說：“這是青苗法，你們三個人有什么疑問只管說，大家可以討論，但不要告訴外人。”

過了一段時間，王安石征求蘇轍對新法的意見，蘇轍倒是坦蕩，開誠布公地說出了自己的不同見解：“朝廷把錢貸給農民，收二分的利息，本心是要紓民困、解民憂，并不是為了利益，但具體到放款、收款的時候，官吏作奸犯科的事情，即便施以重刑也很難禁絕；再者，錢到了百姓手里，即便是勤儉人家也難免會有非理性開支；最后，等到來年需要還錢付息的時候，就是殷實人家也難免會有拖欠。到頭來，州縣官吏恩威并用，刑罰濫施，每天都有干不完的事情了。”

理論上充分闡述后，蘇轍還覺得不過癮，他又以唐代著名經濟改革者、中國歷史上最善于理財的宰相劉晏為例，力勸王安石放棄青苗法。劉晏（716年~780年），字士安，曹州南華（今山東菏澤東明縣）人，官至宰相。經歷安史之亂后，唐朝經濟凋敝，財力窘迫，劉晏改革榷鹽法、改革漕運、改良常平法，為朝廷積攢了大量財富，為唐朝經濟的復蘇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劉晏手握國家財政大權，從來不用政府放貸的方法紓解困難、積攢財富。劉晏認為：‘讓老百姓很僥幸地獲得金錢，并非國家之福；官員以嚴刑峻法督促還貸，人民的生計就會受到干擾。我雖然沒有給老百姓放貸款，但天下的豐歉貴賤我都能及時了解，并快速應對，哪里糧食便宜了政府就出錢大量買進（有賤必糴），哪里糧食價格上漲政府就把存糧大量賣出去（有貴必糶），所以從我掌管國家財政以來，天下從來沒有發生物價太貴、太賤的問題，政府為什么非要貸款給百姓呢？’”蘇轍說，這就是劉晏所說的“常平之法”，賤買貴賣，政府不但賺足了錢，還平易了物價，避免了災荒。今天這個辦法依然有效，只是我們不再重視了，先生如果真的誠心為天下蒼生，可將“常平之法”實施起來，當年劉晏所成就的功績，先生亦隨時可以成就。

王安石聽完蘇轍的高談闊論有點頭大，他敷衍說：“您今天說得太多了，我們慢慢消化吧。以后有什么不同的想法，希望您能直接告訴我，不要和外人言。”此后一個多月的時間，王安石再也不和蘇轍探討青苗法的事情了，估計在他的內心深處已將蘇轍移出了自己的陣營。

迂腐的蘇轍并沒有罷手，他繼續給王安石上書，痛陳青苗法的弊端。已鐵了心要將變法進行到底的王安石終于忍無可忍，決計降罪蘇轍。好在制置三司條例司里王安石并不能一手遮天，陳升之及時出手相救。

陳升之（1011年~1079年），本名陳旭，字旸叔，建州建陽（今福建省建陽市）人，官至宰相，后亦因反對王安石變法出任鎮江軍節度使、知揚州。由于陳升之及時出手相救，蘇轍免遭毒手。

蘇轍自知不能見容于王安石，八月庚戌上書神宗稱：“每與本司商量公事，動皆不合。臣已有狀申本司，具述所議不同事。乞除一合入差遣。”蘇轍認為，自己在單位和領導商議公事，總是意見不合，所以，他已經向制置三司條例司遞交辭呈。神宗看到蘇轍的奏折后，向身邊的大臣詢問應如何安置蘇轍。曾公亮是王安石的“鐵粉”，他奏道“欲與堂除差遣”，意即交由吏部議處，神宗同意。熙寧二年，蘇轍被任命為“河南府留守推官”。

從蘇轍開始，北宋政府還形成了一個定制：凡經科舉登第者，不能直接安排官職，一律由審官院把關后交差遣院商議任用。蘇轍成為最后一個幸運兒，只是他不屑于這個機會罷了。

熙寧三年“二月戊午，觀文殿學士、新知河南府張方平知陳州。方平奏改辟轍為陳州教授”，蘇轍跟從恩師來到淮陽，且在陳州教授任上一干就是四個年頭，三年多的時間。

熙寧六年“四月，樞密使文彥博罷，以守司徒兼侍中判河陽。彥博辟轍為學官……已而改齊州掌書記”。從字面上看，好像在去齊州之前，蘇轍曾跟從文彥博到河陽任教授，但從蘇轍《自陳適齊戲題》的詩作看，蘇轍似乎并未到河陽報到，而是從陳州直接去了齊州。②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