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中國美術史，魯迅對中國的美術事業產生著重要的作用，魯迅一生的文學成就、對新文化事業的貢獻，離不開他的美術修養，以及藝術鑒賞力。

在魯迅55年的生命中，付出最多的，除了創作和翻譯，便是美術。童年的魯迅最喜愛的是圖畫書，青年魯迅對購買美術畫譜及帶有插圖的書籍如醉如癡，成年后的他更以收藏畫譜、碑帖及漢畫像拓片為樂趣。魯迅的最后十年，幾乎都在編輯出版美術書刊，并全力引進和介紹外國美術，尤其是對中國新興木刻的倡導不遺余力。魯迅之所以能在中國新興木刻運動中發揮引領者的作用，離不開他深厚的美術修養。魯迅的美術修養和藝術鑒賞力得益于閱讀大量中外美術作品、收藏品鑒大量中外美術作品典籍。魯迅熱愛美術是從童年開始的。魯迅博物館現在還收藏著魯迅童年時喜愛的民間剪紙和一幅“老鼠娶親圖”。魯迅在《阿長與〈山海經〉》中對童年時熱愛圖畫書的事情曾有生動描述：“我那時最愛看的是《花鏡》，上面有許多圖。他說給我聽，曾經有過一部繪圖的《山海經》，畫著人面的獸，九頭的蛇，三腳的鳥，生著翅膀的人，沒有頭而以兩乳當作眼睛的怪物……”

如果說文學創作是一種對苦難的抗爭的話，那么對美術的終生熱愛則是魯迅快樂的源泉。魯迅對美術的愛，甚至超越了他文學的抒發、史學的考辨和哲學的思辨。美術，占據了魯迅生命的始終。

對中國新興木刻來說，魯迅是最積極的倡導者。中國四大發明的提法，最早是由英國漢學家李約瑟博士在他的《中國科學技術史》中提出的。然而這一提法，產生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魯迅也曾論述中國古代的發明：“中國古人所發明，而現在用以做爆竹和看風水的火藥和指南針，傳到歐洲，他們就應用在槍炮和航海上，給本師吃了許多虧。還有一件小公案，因為沒有害，倒幾乎忘卻了。那便是木刻。雖然還沒有十分的確證，但歐洲的木刻，已經很有幾個人都說是從中國學去的，其時是十四世紀初，即一三二年頃。那先驅者，大約是印著極粗的木版圖畫的紙牌；這類紙牌，我們至今在鄉下還可看見。然而這博徒的道具，卻走進歐洲大陸，成了他們文明的利器的印刷術的祖師了。”（《近代木刻選集》小引）李約瑟是從科學技術角度詮釋中國四大發明的，而魯迅在文中提到了火藥、指南針、印刷術與木刻。木刻作為藝術，也是中國人的重要發明。可見，魯迅對木刻的重視。

古代版畫，工序復雜，制作的時候，也是畫手一人，刻手一人，印手一人。木版年畫在清代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其制作遍及大江南北，并形成了天津楊柳青、蘇州桃花塢、濰縣楊家埠等富有地方特色的年畫。現存最古老的中國木刻版畫是發現于敦煌的《金剛經扉頁·祇樹給孤獨園》說法圖，它是唐咸通九年（868年）木刻本《金剛經》的畫頁，比歐洲現存最早的木刻版畫《圣克利斯朵夫圖》（1423年）要早555年。十四世紀初，隨著東西方文化的交流，中國古代木刻版畫傳入歐洲。

縱觀中國美術史、中國版畫史，貢獻最卓著者首推魯迅。在中國現代版畫史上，以1931年魯迅聘請外國教師為中國青年版畫家開辦木刻講習班，作為中國新興版畫的開端。

上世紀一二十年代，中國社會經歷了五四運動、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社會矛盾尖銳，民族矛盾日益激化。魯迅在結合中國具體情況和認真考察中外美術運動歷史和現狀的基礎上，認為歐洲的創作版畫（或稱現代版畫）可以引進中國。他購藏了大量外國版畫原拓作品，請來日本版畫教師，開辦木刻講習班，舉辦版畫展覽，出版了《凱綏·珂勒惠支版畫選集》《木刻紀程》《引玉集》等美術畫冊，指導并資助青年版畫家進行創作。許多有名的藝術家自己動手，以刀代筆，自畫、自刻、自印，使它確然成為一種藝術品，給人賞鑒的力量，為社會大眾服務，為社會的變革服務，為中華民族的復興服務。魯迅曾說：“誰都承認繪畫是世界通用的語言。我們要善于利用這種語言，傳播我們的思想。版畫的好處就在于便于復制、便于傳播，所以有益于美術運動。”“當革命時，版畫之用最廣，雖極匆忙，但頃刻能辦。”他認為木刻是“正合于現代中國的一種藝術”，他多次強調藝術要為大眾服務，作品要使大眾“能懂”。魯迅在《無名木刻集》序文中說：“用幾柄雕刀，一塊木版，制成許多藝術品，傳布于大眾中者，是現代的木刻。木刻是中國所固有的，而久被埋沒在地下了。現在要復興，但是充滿著新的生命。新的木刻是剛健、分明，是新的青年的藝術，是好的大眾的藝術。這些作品，當然只不過一點萌芽，然而要有茂林嘉卉，卻非先有這萌芽不可。這是極值得紀念的。”在民國時期的美術史上，魯迅是最先承擔起大量介紹歐洲版畫重擔的人，并成為中國新興版畫藝術的催生者和奠基人。正是由于這樣的萌芽木刻，使中國版畫蓬勃發展，在后來的抗日戰爭及中國革命建設事業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歷史證明，魯迅的美術思想與實踐對中國美術以及中國美術家產生了積極且深遠的影響。

今天，我們在這里紀念《吶喊》出版100周年，考查魯迅一生的美術修養和對美術的貢獻，會給中國的美術事業帶來更深刻的思考。我們在閱讀魯迅、詢問什么是魯迅精神的時候，應該記得一個中國人該擔負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