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邕作為盛唐“獨步有唐四十年”的文章、書法大家，對中國書法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他職守陳州期間，因坐事下獄，遭遇人生重大的一場變故，直接改變了他人生的軌跡和其書法發展的走向。考證李邕職守陳州期間的行跡，對于研究他的行跡與書法藝術有著重要的歷史價值。

一

唐玄宗開元十一年（723年）冬天，四十九歲的李邕在海州刺史任上改授陳州刺史。他在離開海州之前，剛剛完成了著名的《海州大云寺禪院碑》（已佚）、淮陰的《娑羅樹碑》和唐睿宗《老子孔子碑》（已佚）、唐玄宗《顏子贊》（已佚）的書丹工作。同時，荊州的胡履靈隸書完成了李邕的詩作名篇《六公詠》（已佚），鐫刻成碑。

甫一到陳州任，李邕即著手撰書了《大云寺禪院碑》（已佚），并為太監楊思勖生父楊歷的《贈虢州刺史楊歷碑》（已佚）撰寫了序文，為絳州《薛元允碑》（已佚）撰寫了碑文，由白羲晊隸書立碑，并重新撰文書寫了陳州的《八卦壇碑》（已佚）。就是在這個時期，李邕的書法風格已經完全成熟，這也是他書法創作的黃金時期，頻有佳作，可惜都未能傳世。在陳州的職守工作，對于青年已經名滿天下，被時人稱為“文章、書翰、公直、詞辨、義烈、英邁皆過人，時號六絕”，內史李嶠、監察御史張庭珪推許為“詞高行直，堪為諫諍之官”的李邕來說，雖屢遭貶謫，沉浮下僚，當屬中年閑適，足抒他多年的抑郁之懷，所以他才能筆耕不輟，佳作迭出。

按照唐朝政府慣例，地方官員任職期滿后，要到京城接受吏部考功司的考核，根據其政績優劣，確定其官職的改轉升降。開元十二年（724年），李邕從陳州出發，到京城接受考核。在出發之前，他把自己歷年所作詩文，繕寫成冊，以文壇耆老之尊拜訪了剛剛“連中三元”的青年才俊孫逖。這也是李邕長期愛士為好、獎掖后進的習慣。比如早在開元九年（721年），他途經汴州時，聞詩人崔顥之名，特意請來相見。杜甫有詩亦云自己與李邕結識是因為“李邕求識面”。到了天寶二年（743年）在滑州刺史任上的李邕，特意寫了一篇《鶻賦》，派人贈送給還在草莽之間的高適，以此相激勵。高適自云：“天寶初，有自滑臺奉太守李公《鶻賦》以垂示適，越在草野，才無能為，尚懷知音。”史載李邕“能文養士，賈生、信陵之流”，這些都可作為有力的佐證。后來，顏真卿在為孫逖寫的《尚書刑部侍郎贈尚書右仆射孫逖文公集序》中專門提到此事：“江夏李邕，自陳州入計，繕寫其集，赍以詣公，托知己之分。其為先達所重也如此。”

二

開元十三年（725年）十月，唐玄宗從東都洛陽出發，東巡封禪泰山，完成了他人生的又一次壯舉。十一月，回鑾東都，駕過汴州之時，李邕特意從陳州趕來，拜謁于道左，獻上辭賦多篇，唐玄宗讀后甚為欣悅。李邕本為唐玄宗舊臣，早在唐玄宗東宮時代，就曾和崔隱甫、倪若水等受到禮遇。這次故人再見，自然感情非同一般。史稱：“邕見帝汴州，詔獻辭賦，帝悅。”李邕其人本就偏狹好名，自視甚高，又多年左遷外地，難張懷抱，忽得皇帝垂問，一時間忘乎所以，竟然“由是頗自矜炫，自云當居相位”。這種淺薄的政治錯覺，不免讓宰相張說大為反感。張說對此“甚惡之”。而李邕對張說也是“邕素輕張說，與相惡”。嗣后不久，李邕就遭到監察御史薛自勤和厙狄履溫的聯名彈劾，以“贓貸枉法”的罪名入獄，論罪當判處死刑。杜甫在《八哀詩》中談到此事時指出，“是非張相國，相扼一危脆。爭名古豈然，關鍵欻不閉”，認為李邕之所以下獄，完全是因為與張說“爭名”所致，聯系到后來杜甫在濟南和李邕密切的交往，此說當為可信之論。然而，當此生死存亡之際，李邕朝中故友卻無一人伸出援手，為其開脫罪責。如已經身居高位的宋璟、張九齡、張庭珪等人，以至正炙手可熱的孫逖，對于李邕的入獄都保持了不應有的沉默。之所以如此，朱關田先生認為：“……亦系李邕露才揚己，有以取之……且疏散無檢，傲慢不忍，終于為人相扼而幾危，此其一。其二，李邕鬻文諛鬼，已為賢者所嗤。廣求賄謝，則更為智者所不齒。”李邕久以文章、書翰名重一時，“早擅才名，尤長碑頌。雖貶職在外，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觀，多赍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后所制，凡數百首，受納饋遺，亦至巨萬。時議以為自古鬻文獲財，未有如邕者”。他為牟取暴利，以至于為宦官（《贈虢州刺史楊歷碑》）、道士（《有道先生葉國重碑》《贈歙州刺史葉慧明碑》）等撰文書碑，肆意諛鬼歌功，深為當時士林所不齒。故《新唐書》本傳說他“邕蚤有名，重義愛士，久斥外，不與士大夫接”。但其時張說為宰相，他和李邕的矛盾是盡人皆知的事情，李邕下獄和張說有著直接的關系，大家為此袖手禁言，也當是很重要的原因之一。這時許昌有名叫孔璋的人給唐玄宗上了一道奏疏，為李邕辨罪，請求唐玄宗能“伏惟敷含垢之道，棄瑕之義，遠思劇孟，近取于邕”。以至于請求自己能代替李邕伏法而死。孔璋認為李邕“有功于國”，重點舉了兩點：李邕曾于武則天時期，在宋璟彈劾武則天的面首張宗昌、張易之的時候，武則天遲遲不愿表態，而李邕于臺階下大聲疾呼“臣觀宋璟之言，事關社稷，望陛下可其奏”，以不畏強權，當庭力爭，而能“折二張之角”；景云二年（711年），唐睿宗以韋巨源為先帝故宰相的緣故，擬封贈為“特進荊州大都督”，太常博士李處直提議為其謚號曰“昭”，而當時作為戶部員外郎的李邕則認為韋氏為韋（韋后）、武（武三思）黨羽，長期附和外戚，而且詭惑君主，實是巧佞奸邪之徒，不當有此謚號，為此而寫下了鋒芒逼人的《駁韋巨源謚議》，實能“挫韋氏之鋒”。而且李邕職守陳州期間“拯孤恤窮，救乏赒急，家無私聚”。孔璋和李邕本不相識，但是出于對李邕人品風骨的仰慕，而“愿以六尺之軀膏鈇鉞，以代邕死”。如此仗義執言，足以使人為之動容。特別是“臣聞士為知己者死，臣不為死者所知，而甘之死者”之語，更見其情真意切。其實李邕素以耿介好名、不拘細行聞名于世，為取功名、博富貴，多次以身犯險。早在唐中宗神龍元年（705年）年，篤信長生之術的唐中宗，十分寵信道士鄭普思，擢升其為秘書監，身為拾遺的李邕立刻上疏直諫，言辭寫得頗為犀利：“陛下誠以鄭普思可致長生，則爽鳩氏且因之永有天下，非陛下乃今可得，能致神人邪？秦漢且因之永有天下，非陛下乃今可得，能致佛法邪？梁武帝且因之永有天下，非陛下乃今可得，能鬼道邪？墨翟、干寶且各獻其主，永有天下，非陛下乃今可得……自古堯舜稱圣者，臣觀所以行，皆在人事，敦睦九族，平章百姓，不聞以鬼神道治天下。”最后竟然以梁武帝信佛喪國為警戒，此行可說是冒天下之大不韙了。

到了景云元年（710年），譙王李重福造反，派遣家臣王道先趕到東都洛陽，暗中招募勇士。李重福從均州假稱乘驛與張靈均向洛陽進發。李重福抵達洛陽，東都洛陽文武百官一片混亂。王道等人率眾跟隨李重福徑直攻取左、右屯營兵。李重福的隊伍要到天津橋時，跟隨者已有數百人，都手拿武器，助其威勢。侍御史李邕先到左掖門，命令閉關拒守，史載：“侍御史李邕先詣左掖門，令閉關拒守。又至右屯營號令云：‘重福雖先帝之子，已得罪于先帝，今者無故入城，必是作亂。君等皆委質圣朝，宜盡誠節，立功立事，以取富貴。’有頃，重福果來奪右屯營，堅壁不動，營中矢射雨。”此舉直接導致李重福叛亂失敗，最后投水而死。李邕也因此被擢升為戶部員外郎。從此兩件事，亦可以看出李邕的犯險博名、孤勇膽識之所在。

表上之后，唐玄宗亦為之感動，于是下詔免除李邕死罪，貶為欽州遵化縣尉，孔璋因此亦流放嶺南，客死。

李邕出獄后不久，其夫人溫氏再次上疏，請求“愿使邕得充一卒”“戍邊自贖”。這篇奏疏信息量非常大，比如說明了李邕被彈劾下獄的直接原因是“貸人蠶種，以為枉法；市羅貢奉，指為奸贓”。唐代非常重視蠶業的發展，絲綢業可以說是國家的重要經濟支柱之一。唐玄宗本人對蠶業尤為重視，曾多次下詔，如《賑恤河南北詔》要求開彼倉儲，時令貸給。相繼頒布了《給復徐泗等州詔》《楚地租外征桑課敕》《給夏州等四道節度以下官俸敕》等詔書，用以支持發展蠶業。李邕剛上任陳州，為了地方繁榮經濟，大力發展蠶業，以政府名義借貸給農戶蠶種，被人指責為枉法，但是畢竟罪不至死。但是“市羅貢奉，指為奸贓”，這一句，確實是大罪。在陳州街市上公然販賣外國給朝廷的“貢奉”，而且數量巨大。與李邕同時期的牛肅在《紀聞》中就曾經記載：

日本國使至海州，凡五百人，載國信。有十船，珍貨數百萬。邕見之，舍于館。厚給所須，禁其出入。夜中，盡取所載而沉其船。既明，諷所館人白云：“昨夜海潮大至，日本國船盡漂失，不知所在。”于是以其事奏之。敕下邕，令造船十艘，善水者五百人，送日本使至其國。邕既具舟具及水工。使者未發，水工辭邕。邕曰：“日本路遙，海中風浪，安能卻返？前路任汝便宜從事。”送人喜。行數日，知其無備，夜盡殺之，遂歸。邕又好客，養亡命數百人，所在攻劫，事露則殺之。后竟不得死，且坐其酷濫也。

李邕在陳州市上所販賣“貢奉”是否是在海州任上所劫掠之物，兩者有無必然聯系，通過牛肅的記載來推測，當確有其事。《欽定四庫全書》中《冊府元龜》第一百五十卷有載：

陳州刺史李樂，詐盜受贓，其數甚廣。法司斷死，國有常刑。時屬發生，特申寬典。宜免死，貶為欽州道化縣尉員外置長任。查閱唐代典籍史書，唐代本無“李樂”為陳州刺史之人，當為誤書李邕為李樂。并且“欽州道化縣尉”當為“欽州道遵化縣尉”才對。在此敕書里值得注意的是“詐盜受贓，其數甚廣”一句，足以證明李邕入獄，以至于被問成死罪，其罪行有實，當為不虛之訟。

于溫氏奏疏中還可以看出，李邕的性格一直是耿介孤直，不被當時士林所容，所謂“疾惡如仇，不容于眾，邪佞切齒，諸儒側目”，其夫人所言，當是李邕素來真實的行徑狀況。文中也講到李邕在監牢之中的真實遭遇“初蒙訊責，便系牢戶，水不入口者逾五日，氣息奄奄，惟吏是聽”，命懸一線之間，五日不飲不食，具體是何原因讓李邕如此，可以推測為以下三點：一、李邕認為自己是被冤枉，因為被人羅織罪名而下獄，義不受辱，以絕食相抗爭。二、遭受非刑拷打，各種刑訊逼供，以至于年老體弱，難受刑訊之虐待，氣息奄奄，不能飲食。三、溫氏為能博取唐玄宗同情而夸飾文辭，故作乞憐之語。但是，如果從“事生吏口，迫邕手書”一句來看，當屬第二種推斷。

李邕在遵化縣尉任上不久，即以襄助宦官李思勖平叛陳行范有功，遷升為澧州司馬，后又遷升為括州刺史。也就是在此期間，李邕又一次被人以受贓之罪彈劾，史稱其“復坐誣枉”，然而這一次卻是很幸運，唐玄宗念及東宮舊情，下詔免除其罪。李邕的個性張揚恣意，且喜重財好義，結交豪杰，推舉后進，負才如賈誼，豪縱似信陵君，行事險躁，遭人忌恨，也是在所難免之事。他為求聲譽，在附和宋璟彈劾二張后，從宮殿中出來，有人問他：“你地位很低，竟然在皇帝面前造次，若有不測，你后悔莫及。怎么能這么做事呢？”李邕卻毫不在意，回答說：“不愿不狂，其名不彰。若不如此，后代何以稱也？”由此可見其為人行事風格之一斑了。所以，當時的前輩盧藏用評價李邕，說他：“邕如干將、莫邪，難與爭鋒，但虞傷缺耳。”以此言縱觀李邕終生，可謂是的論無疑。至其晚年，雖在北海太守任上，卻深為宰相李林甫所忌，以“劉勣案”遭受牽連，被羅織罪名，竟然以七十三歲的高齡被杖殺，負謗身死，令人扼腕唏噓。《新唐書》本傳評價他說：“邕資豪放，不能治細行，所在賄謝，畋游自肆，終以敗云。”亦是警人之論。

三

李邕職守陳州前后不過三年時間（723年~726年），然而重大的人生變故卻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跡，也改變了他的書法創作方向，可以說對他的人生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就書法創作而言，開元十一年（723年）李邕在海州應淮陰縣令張松質所請撰書的行書《娑羅樹碑》，其用筆吸收了二王一脈一拓直下的筆法和內撅的筆勢，筆力舒展遒勁，給人以險峭爽朗之感。整體風格暢達自然，流麗華美，一派明快俊逸之意，相較于他同時所書的《云麾將軍碑》（720年），風格的清勁瘦硬、奇宕流暢，結體的縱長、頓挫起伏變化，可以說兩者風格非常相近，整體感覺如出一轍。可是經過“陳州變故”之后，他的書法作品一改故態。如開元十五年（727年），他在欽州遵化縣尉上，于正月廿五日游端州石室后所作楷書《端州石室記》，則筆力凝重，雄秀生威，儼然一派雄健肅穆之態。開元十八年（730年），他應潭州司馬竇澄之請所撰行書《麓山寺碑》，則以楷行相結合，整體氣勢博大疏峻，風格雄健蒼渾，盡脫秀潤之氣。老辣之筆、沉郁之氣，讀來一覽無遺。明人王世貞認為此碑精妙之處在李邕的《云麾將軍碑》之上。何紹基也對《云麾將軍碑》和《麓山寺碑》進行了具體的比較，他認為：“《云麾》頗嫌多輕侻處，惟此碑沉著勁栗，不以跌宕掩其樸氣，最為可貴。”此碑是最能體現“北海如象”的代表之作，這也說明李邕書法風格前后的明顯變化。特別是于碑文后題署曰“前陳州刺史李邕文并書”。開元十九年（731年），他為廬山東林寺所書的行書《東林寺碑》，風格則較為恬淡平和、古雅勁秀，碑文后也題署為“前陳州刺史江夏李邕文并書”。此時，李邕離開陳州已經五年，依舊題署“前陳州刺史”，可見“陳州變故”對他有著深刻的影響和非同一般的意義。時過境遷，李邕的書法風格已經洗脫早年駿發挺拔、爽利明快的書風，而以沉郁肅穆的面目示人，這一時期可以看出其作品風格由“秀”至“蒼”，由“清勁”至“老辣”，由“輕侻”至“勁栗”的巨大變化。

四

李邕職守陳州期間，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情不得不提，在開元十四年（726年），二十六歲的李白從揚州而來，至陳州拜謁李邕。根據安琪、薛天緯的《李白年譜》記載：“由揚州西來，或經陳州。時李邕為陳州刺史。初謁李邕，當在此時。《上李邕》詩云：‘宣父猶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輕年少。’顯系青年時代之作。青年時代謁李邕，除此行外，別無可考。”通過后來李白所作的詩歌《上李邕》可以推測，此次相見兩人應該是所談不多，彼此都無好感，隨即不歡而散。

有學者認為李白與李邕相見當在李邕擔任渝州刺史期間（718年~720年）。其時李白并未出蜀，只在匡山讀書，從趙蕤學習劍術，游學梓州，至開元十二年（724年）始出蜀，游峨眉，后買舟而下，初至渝州，彼時李邕已經在陳州任上。又有學者認為兩人相見當在天寶五年（746年），于齊州歷下亭與杜甫、高適同游，此說亦不可信。從李白詩中“宣父猶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輕年少”之語可知，李白此時已經四十五歲，不會再以“后生”自居。清人王琦也認為《上李邕》當為李白青年時期所作。此次相見，卻是賓主盡歡而散，李白對李邕歌頌不已，并有詩頌之曰：“北海李使君，飛章奏天庭。舍罪警風俗，流芳播滄瀛。”極力贊揚李邕執政北海的德政教化之功。杜甫亦有《陪李北海宴歷下亭》《同李太守登歷下古城員外新亭》二詩，高適作有《奉酬北海李太守丈人夏日平陰亭》《同李太守北池泛舟宴高平鄭太守》《同群公出獵海上》等詩，李邕亦留有《登歷下古城員外孫新亭》詩。

綜上所述，安琪、薛天緯所論李白與李邕于天寶十四年（726年）相見于陳州，當屬可信之論。日本神戶大學教授筧久美子所作《李白年譜》亦說“開元十四年（726年）李白二十六歲。春往揚州(今江蘇省揚州市)。秋，病臥揚州。冬，離揚州北游汝州(今河南省臨汝縣)，至安陸(今湖北省安陸縣)。途經陳州時與李邕相識。結識孟浩然”。筧久美子認為在開元十四年的冬天，二人在陳州相見，但從時間上推斷，彼時李邕正在牢獄之中，已經不可能見到。二人相見的時間當在公元726年春夏之際，才符合常理。但筧久美子所言公元726年二人見于陳州的論斷，與安、薛兩人觀點基本相同。

李邕離開陳州一百二十三年后的唐宣宗大中三年（849年），陳州人為李邕修建廟宇，特請李謙撰文，慕容鎬書丹，刊刻了《唐淮陽太守李公廟記》（已佚），以為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