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中玉

袁安臥雪名揚天下，傳為美談，其人也因而被舉為孝廉，踏入仕途。但袁安臥雪之地自古以來就存在爭議。袁安系東漢汝南汝陽人（今屬周口商水），后人據袁安臥雪時，至門者為洛陽令，大都以為臥雪之事發生在洛陽。也有人認為，袁安臥雪地在汝陽，是被洛陽縣令外出巡查時發現，然后才被洛陽縣令推舉為孝廉。事實真相究竟如何呢？筆者結合相關史書記載加以辨析。

《后漢書·袁安傳》云：“袁安字邵公，汝南汝陽人也……安少傳良學。為人嚴重有威，見敬于州里。初為縣功曹，奉檄詣從事，從事因安致書于令。安曰：‘公事自有郵驛，私請則非功曹所持。’辭不肯受，從事懼然而止。后舉孝廉，除陰平長、任城令，所在吏人畏而愛之。”由此可見，袁安是在他的家鄉汝陽縣任縣功曹，然后又被舉為孝廉，接著任陰平縣長的。近世洛陽出土的《袁安碑》與《后漢書·袁安傳》中的記載基本一致。

唐代以前，記載袁安舉孝廉一事的史書主要有兩種：一是三國時期周斐的《汝南先賢傳》，二是南北朝時期陶弘景的《真誥》。《汝南先賢傳》今已失佚，有清人輯本。據《隋書·經籍志》記載，此書主要記載兩漢時期生活在汝南郡的先賢事跡。唐高宗上元二年（675年），章懷太子李賢召集學者張大安等人注釋《后漢書》。在《袁安傳》“后舉孝廉”一句后引《汝南先賢傳》注曰：“時大雪積地丈余，洛陽令身出案行，見人家皆除雪出，有乞食者。至袁安門，無有行路。謂安已死，令人除雪入戶，見安僵臥。問何以不出。安曰：‘大雪人皆餓，不宜干人。’令以為賢，舉為孝廉。”這段注釋表明袁安臥雪之地在洛陽而不是汝陽，袁安是被洛陽令舉為孝廉，但這個洛陽令叫什么名字卻沒有記載，讓人無從考證。南北朝時期陶弘景的《真誥》云：“左理中監準大府長史，昔用韓崇以居之。崇字長季，吳郡毗陵人也……遷汝南太守，拔書佐袁安，安后位至司徒，時人通以崇有識物之鑒也。”這一記載指出袁安是時任汝南太守韓崇的書佐，是被汝南太守提拔舉薦的。《汝南先賢傳》今已不存。但從當時的歷史資料分析，洛陽令推舉袁安為孝廉確實有許多可疑之處。

從舉孝廉制度來看。舉孝廉是漢朝的一種由下向上推選人才為官的制度。一般以郡國為單位推薦，每年每二十萬人分配一個名額。被舉人的資歷，大多為州郡屬吏或通曉經書的儒生。袁安起初為汝陽縣功曹，應是汝陽縣令把袁安呈報給汝南太守，然后由汝南太守韓崇再拔為書佐，并呈報給朝廷，舉薦為孝廉的。

從東漢雒陽城的考古發掘來看。東漢時期，洛陽稱“雒陽”，東漢應劭《風俗通義》、南北朝范曄《后漢書·郡國志》均作“雒陽”。雒陽是東漢都城。考古證實，東漢的雒陽城和西漢的長安城功用上只相當于皇城，皇城之內單皇宮就占了一半以上的面積，其余就是些官府機構。作為汝陽縣功曹的袁安當時是沒有資格在雒陽安家的。

從官員的休沐規律來看。早在西漢時，政府就明確規定：“吏員五日一休沐。”意思是說政府工作人員，每工作五天就休息一天。東漢時期，這個制度得到進一步實施，這時的休沐不但可以洗澡休息等，還可以回家看望家人。下雪那天，任汝陽縣功曹的袁安適逢自己的休沐之日，所以才有時間在家中不上班睡大覺。

從行政區劃上來看。《后漢書·郡國志》記載，汝陽縣屬豫州汝南郡，雒陽屬司隸河南尹（相當于河南郡）。汝陽、洛陽兩縣當時既不隸屬同一個州，也不隸屬同一個郡。洛陽縣令怎么能跨越州縣，到汝陽縣查訪呢？袁安與洛陽沒有隸屬關系，怎么會客居洛陽，洛陽縣令又怎么會對袁安的住宅了如指掌呢？

袁安生活的東漢時期，洛陽稱“雒陽”，《汝南先賢傳》應稱“雒陽令”而不是“洛陽令”。“洛”與“汝”字形相近，疑唐代作的注被后人抄錯了，或者章懷太子所看到的《汝南先賢傳》經過幾百年的傳抄就已經抄錯了，亦或章懷太子為《后漢書》作注時把“汝陽”抄成了“洛陽”。《欽定四庫全書考證》曰：“袁安傳后舉孝廉注洛陽令身出案行，見人家皆除雪出，有乞食者。至袁安門，無有行路。孫礦云：‘安何由在洛陽臥，宜云汝陽方是’。”清代學者張宗泰也直言：“袁安臥雪時至門者乃汝陽令，今皆作洛，誤。”由此可見，袁安臥雪事發地當在東漢汝陽，也就是今周口商水。

（作者單位：商水縣政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