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3月，我輟學參加生產隊集體勞動。剛16虛歲，體力還不完全具備應對繁重農業勞動的條件，生產隊照顧我，安排爺爺帶著我放豬。于是，在爺爺的領導下，我當了8個月的豬倌，自認是個不小的官兒。

爺爺和我統領的這支豬隊伍，不僅僅有生產隊喂養的十余頭母豬和若干仔豬，主要成員還是社員自家養的一兩頭育肥豬，總數最多時有一百二三十頭。

那時，農村養豬之所以要放牧，有兩個原因：一是將豬統一趕到大草甸子上去放，它們可自尋野草野菜充饑，降低飼養成本，且可提高肉質；二是彼時人們生活不富裕，豬只能吃泔水加少許糟粕，常饑腸轆轆，豬本馕糠之物，饑之便嚎叫、拱圈，常有“悟能”趁主人不在家逃出圈，禍害莊稼，農戶將其交給豬倌，亦有托管之意。

放豬的程序有定式。我作為豬倌，每天早上和下午上工前，在由家去往生產隊大豬圈的路上，邊走邊甩響清脆的鞭子，并高喊“送豬啦”。聞此動靜，上工的社員會順便將家豬帶出來送進生產隊大豬圈。我掌握入圈信息，并向稍后趕到的爺爺報告豬到位情況。久而久之，我和爺爺根據特點，給各家的豬安了只有我們爺兒倆才知道的綽號，如“長條子”“大耳朵”等。我倆一提綽號，便知是哪頭豬，是誰家的豬。待豬到齊，我便打開圈門，站在豬圈圍墻之上，甩響鞭子，將“哼哼”們悉數趕出，晃晃悠悠向草甸子進發。

為防止行進中的豬群失控，爺爺掄著大鞭子在豬群后面掌控全局，我則甩著小鞭子控制豬群先頭。剛開始豬們生分、不合群，亂跑亂咬，左躥右跳。時間長了，倒也被我們爺兒倆弄得守紀律了。進入大草甸子，我們便輕松了許多。將豬群限控在預定范圍，把越雷池者攏回即可。此時，爺爺坐下休息，我則抽空看些閑書并不時瞭望一下隊伍，及時予以管控。得到爺爺批準，我還可以下河摸魚捉蝦，盡情玩耍。春末夏初，草甸子上開了很多鮮花。有一種叫山辣椒的植物，開杏黃色花，一大片一大片的，耀眼、美麗。天朗氣清之時，坐在稍高處，俯瞰覓食的豬群，眼望蜂飛蝶舞，耳聽蟲鳴唧唧，心中升騰著春意盎然的興奮。有時候，爺爺看到“局勢”穩定，便回家干些農活，我則當起了“代理總管”，對不聽招呼者，揮動鞭子教訓一番。爺爺回來如發現豬身上有鞭痕，也會教育我一番。爺爺告訴我，豬記吃不記打，打沒有用，還是要看管好。

每天中午和晚上，估摸著社員已收工回家，爺爺和我便趕著豬群回屯里。行至屯中央岔路口，我甩響鞭子，高喊幾聲：“豬回來啦！”意在告訴主人準備迎接。豬們接此信號，迅速解散，快速奔回家中，被主人收入圈，喂幾瓢泔水，一餐便畢。我聽過“老馬識途”的典故，也聽過“靈狗救主”的傳說，其實豬亦識家認主，無論家貧家富、吃喝好歹，很少有豬找錯家的。認吃的本能使它記住了日常吃食的地方和經常給它投食的人。

豬倌雖比不得牧馬漢子豪放，亦無牧羊姑娘那般悠然，但也樂趣無限。盡管世上早有牧馬歌、牧羊曲，至今尚無放豬調，但甩鞭子的聲音也是清脆歡暢的。當然樂極也生惱，時有苦做伴。某日下午放豬時，我懷揣兩個香瓜，預備饑渴時與爺爺一起享用。天氣炎熱，我脫掉衣服放在岸邊，跳入河里學“狗刨”，一個猛子扎進再鉆出，發現幾頭豬在岸邊撕扯著什么。仔細一看，馬上傻眼，原來是豬循著香味而來，為吃到香瓜，把我的衣服撕成了碎片。經濟損失沒法向父母交代，無衣敝體更是尷尬。仲秋時節，莊稼在籽粒不斷飽滿的過程中釋放出芬芳，記吃不記打的“八戒”們，被香氣所誘，開始不安分了。稍不留神，便有不遵紀律者溜進草甸子邊緣的莊稼地，撲倒莊稼，邊吃邊糟蹋。往返路上，更得加倍小心，要防止“膽肥者”溜號。尤其是返回的路上，有敢犯“天條”之“八戒”，會趁我們大意失察之機鉆進地里，這是最糟糕的事。豬禍害莊稼，看地員不滿意，生產隊長不高興，更主要的是豬沒按時回家，主人不依，即使到夜間，我也必須給人家找回來。穿行在莊稼地里，我身上的裸露部分被莊稼葉子拉出一道道血痕。

11月底，地里的糧食和秸稈都收了回來，進入“撒揚”時節，意思是家禽家畜可撒開，任其到地里覓食。隊伍解散了，我的“官職”被解除，開始了新的勞動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