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繪畫一途，張伯駒與夫人潘素，可謂珠聯璧合，互相軒邈，爭奇斗艷。這兩位道德高尚、才藝超群、德藝雙馨的藝術家，曾合璧繪制《秋窗風雨圖》《新華夢影圖》《石瘦梅清圖》《梅竹雙清圖》《五清圖》《歲朝圖》《梅菊圖》《蘭石圖》《素心花對素心人》《梅花與松枝圖》等畫作，飲譽藝壇，至今還被傳為佳話，為人所津津樂道。

張伯駒曾寫有《潘畫王題》一文，講述的是清代畫壇逸事。清代名畫家潘恭壽，號蓮巢，工詩能畫，其畫多含詩意。潘恭壽之畫，無論山水、花卉，還是竹石，皆娟秀飄逸。但他的畫作卻不署款，而由著名書法家王文治題識，故而世稱“潘畫王題”。何以如此？王文治，“以書法妙天下，世罕知其能畫”。張伯駒認為，王文治其實不僅工書法，而且擅畫墨梅，韻致卓絕。“古云：能書者無不能畫，而蓮巢能畫者何不書耶？”潘恭壽其實也是書畫皆擅。既然潘恭壽和王文治，都是能書擅畫之大家，那么為何還會有“潘畫王題”的佳話呢？張伯駒曰:“蓋因潘王同里所居，又為比鄰，偶一畫一題，為一時趣事，世因重之，求潘畫者必求王題，遂成習尚耳。”原來如此，讀過張伯駒的隨筆《潘畫王題》，我們才真正了解“潘畫王題”這一藝壇佳話。

張伯駒與潘素，除了夫妻合繪畫作，常常也是“潘畫張題”，即由潘素作畫，張伯駒題詩詞于其上。張伯駒著有《叢碧詞》《春游詞》《秦游詞》《霧中詞》《無名詞》《續斷詞》等，多部詞集刊行于世，還編著了《清詞選》。張伯駒素有詞壇奇才之譽，文思敏捷，掌故諳熟，其詞風格多樣，既發豪放之音，亦有婉約之聲，詞風拙重與纖細俱備，在騷壇享有盛譽。有論者說：“作為當代十大詞人之一的張伯駒，是20世紀一位專業詞人，其歌詞創作，聲情與詞情并重，人稱‘當代之李后主’。”著名紅學大師周汝昌認為：“中國詞史當以李后主為首，而以先生為殿——在他之后，恐怕不易再產生這種真正的詞人。”藝壇中人，把張伯駒看作“當代十大詞人之一”“當代李后主”“南唐二主后一人”“中國詞史之殿軍”等，評價可謂奇高，卻也是公允客觀的肯綮之言。而張伯駒書體的獨特創造，就是書法界公認的如春蠶吐絲、燕雀高飛一樣，超拔脫俗、獨步高標的“鳥羽體”書法。這種書體的出奇之處在于，不僅筆法清淡空遠，玉骨珊珊，而且風神超逸，饒有畫意，這與他亦擅長繪畫有關，也是藝術上觸類旁通普遍規律的生動體現。劉海粟曾高度評價張伯駒的“鳥羽體”：“運毫如春蠶吐絲，筆筆中鋒，奪人視線，溫婉持重，飄逸酣暢，兼而有之。”由于“鳥羽體”書法出古入今，別成一體，海內獨步，而今張伯駒的片紙只字都是珍寶，這在當下的中國收藏界和拍賣界，已成共識。“潘畫張題”的眾多名作佳構，如《海思圖》《大木頌圖》《溪橋煙靄圖》《夢邊雙棲圖》《梅聘海棠圖》《秋梧選韻圖》《云巒疊彩圖》，以及15幅《夢華圖》等，夫妻配合默契，詩詞書畫相得益彰，淺深皆成趣，雅俗均可賞。

1980年2月2日，在北京北海公園的畫舫齋，由中國美術家協會北京分會和北京工筆重彩畫會主辦的“張伯駒、潘素夫婦書畫聯展”，展出張伯駒書畫作品47件、潘素青綠山水作品56件。夫婦聯袂，書畫爭輝，為首都人民奉獻了一場精美的文化盛宴。一時間，觀者云集，盛況空前，好評如潮。還有不少書畫愛好者和藝術院校的學生，手拿紙筆，對著張伯駒、潘素的書畫作品仔細臨摹、駐足揣摩，情景十分感人。

張伯駒與夫人潘素，還曾于1981年年初合作，將兩幅潑墨芭蕉圖，托友人給定居臺灣的國畫大師張大千，請其補筆，表達海峽兩岸早日統一的拳拳愛國之心。張大千欣然應允，在一幅畫中補寫雙目異色黑白相間的波斯貓，在另一幅畫中補寫背立遠眺的素裝團扇仕女。隔海補寫丹青傳馨，共筆墨于尺素之間而成“雙絕”。張伯駒、潘素夫婦利用這種藝術家特有的方式，為臺灣回歸和祖國統一所做的工作，開創了海峽兩岸畫家攜手合作的先河，成就了一段藝壇佳話，在海峽兩岸傳為美談，也是足可載入中國繪畫史而傳諸后世的風雅韻事。

1985年，人民美術出版社印行了《張伯駒潘素書畫集》，一時間洛陽為之紙貴。因此，學界諸家每每議論張伯駒繪畫之時，常與潘素作品相提并論。比如，被譽為報刊“補白大王”的鄭逸梅說：“伯駒擅繪事，其夫人潘素的花卉也名盛藝苑。”“伯駒多才多藝，鑒賞外，又能畫花卉。他的夫人潘素，固丹青能手，伯駒特用《論語》‘繪事后素’句刻一印章，自謙畫在潘素之后。”由此可知，張伯駒與夫人潘素皆為丹青妙手，擅畫花卉。“繪事后素”語出《論語·八佾》，張伯駒曾專門治一方“繪事后素”的閑章，自謙所畫花卉位列潘素之后，其實各有特色，各擅勝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