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雖然已是古稀之年，最近卻像個小孩子似的，常常在夢中見到我的娘。

娘已離開五年，但她的音容笑貌，仍時時浮現在我眼前，勾起我童年的記憶。

我小時候，因為父親在縣城工作，爺爺去世早，家庭的重擔全壓在娘的肩上。娘要操持家務，還要下地干活，卻很少叫苦叫累。在我的記憶中，娘是我家名副其實的半邊天、頂梁柱。

娘下地回來，常會從口袋里掏出幾個“香瑪榴”“黑扣”“香馬泡”之類的野果子，有時還會在發髻上插一串螞蚱，燒熟給我們解饞。

餓的時候，喊一聲“娘，我餓了”，娘就會變戲法兒似的從鍋灶的灰堆里扒出幾個燒得灰不溜秋的紅薯。天冷的時候，在我們起床前，娘會把棉衣棉褲放在被窩里暖著。夜晚，娘會把我們冰涼的雙腳摟在懷中給我們取暖。生病時，娘不管酷暑嚴寒、白天黑夜、刮風下雨，會不顧一切地背著我們去看病……

三年自然災害期間，沒吃的，娘為了保住我們的命，把她結婚時陪送的金銀首飾賣掉，買些“救命糧”。最緊張的時候，她連柜子、箱子上的銅飾件都摳下來，拿到當鋪當掉，給我們換回饃和面湯。我們吃夠了煮紅薯，娘就把紅薯搗碎和成面團，給我們烙烙饃；用紅薯熬糖稀，給我們做麻糖。吃紅薯面饃，沒菜，她給我們做辣椒糊、腌咸菜，自制豆腐乳、醬豆，想盡一切辦法讓我們吃飽。瞅見我們吃得津津有味，娘久經風霜的臉上就會多出幾分笑容。

有一年，我和哥因吃太多“棉籽舂舂”蒸的窩頭，消化不良，又上火，兩眼紅腫，還肚子疼、大便干結。娘喂我們吃了藥后，到生產隊求人要來兩把芝麻，用布包著摔掉皮后熬湯，讓我倆坐在板凳上，一湯匙一湯匙地喂我們喝下，我們的身體才逐漸好轉。

有一次我得了瘧疾，高燒四十攝氏度，三伏天穿著棉襖還冷得打哆嗦。娘喂我吃藥后，怕苦著我，便朝我嘴里放點白糖。她守在我身旁，一會兒喂點水，一會兒摸摸我的腦袋，一會兒又換換敷在額頭上的涼毛巾。直至我退燒，娘懸著的一顆心才算放下來。

我父親是老大，下邊有四個妹妹，娘和父親結婚時，最小的妹妹才三四歲。娘來到這個家后，地里的重活、累活、技術活全靠她一人去干。她生在舊社會，被迫裹了小腳，腳趾都墊在腳底下，可以說舉步維艱，但還得使著牲口去犁地、耙地、播種，拿鐮刀收割小麥、大豆、谷子，還會揚場、垛垛。鄰居們都夸她是“農活好手”“百事通”。

別人農閑時都能歇歇，可娘更忙。村里的婦女會拿著布來，讓我娘給她的孩子鉸個板凳腿式棉褲，或者裁一件棉襖；路西的花娘會讓我娘幫她絞絞臉；鄰居大嫂讓幫她鉸個鞋樣……每當這時，娘就會放下手里打箔或納鍋蓋的活兒，一個一個地幫她們。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娘上過一個星期的掃盲班，學會了寫她的名字，認識“人、口、手”幾個字。如果她出生在現在，心靈手巧又能干的她，絕對會成為女中佼佼者。

雖說娘平日對我們管得嚴格，有時厲聲厲色，有時還會用拳頭說話，但那完全是被生活所逼、被困難所迫，在我們眼里，她永遠是一個慈祥的母親。

娘和父親的結合，可以用“珠聯璧合”來形容。父親主外去工作，娘主內管著全家。父親從小上學，后來當兵、工作，從沒干過農活，他拿筆桿子，寫作、講話行，可要干農活，那真是肩不能挑手不能提。二大娘說我父親：“長得白白凈凈的，是個文人，天生不是種地的命，是個沒踩過地邊的人。”

每次父親回家，娘都會變著法兒做好吃的。我從沒見他倆吵過嘴、紅過臉。父親進了家，就和我們一樣，衣來伸手，飯來張口。娘總認為父親在外工作辛苦，到家之后就應該好好休息。所以，她對父親特別尊敬和體貼。娘的心里總是想著別人，唯獨沒有她自己。

娘一生為我們付出，歲月的磨難和艱辛讓她熬白了頭，累彎了腰。年輕時將近一米七的個子，老了還不足一米六。這就是我的娘，一個普通的女性，一個勤勞善良的家庭婦女。

娘在九十三歲時走完了她艱辛的一生，從此，我再也見不到她。娘，我真的好想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