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碑之舉，古多有好之者。如歐陽修集為《集古錄》、趙明誠集為《金石錄》、宋人集為《寶刻類編》等，大著煌煌，琳瑯滿目，足征古人之癖。自乾嘉以來，此風行于海內(nèi)，世人爭相仿效，金石考據(jù)，碑版證明，一時為文人之雅癖。此舉對書壇書風之多樣性、豐富性、融合性，皆是發(fā)古所未有。所謂“碑帖融合”之說，不獨今人之所推舉也。一如焦山《瘞鶴銘》，寥寥數(shù)行，便足為百代書家之師，亦可視作此“訪碑師古”之成果。至于乾嘉以來，黃易、翁方綱、孫星衍諸名家，阮元、畢沅諸巨公，皆深以此為其好。文人舊有金石之癖，更是其時代環(huán)境所致，風行于世，此癖尤甚。黃易給翁方綱所寄《紫云山探碑圖》題跋云：

“乾隆丙午秋，見《嘉祥縣志》紫云山石室，零落古碑，有孔。拓是，乃漢敦煌長史武斑碑及武梁祠堂畫像。與濟寧李鐵橋、洪洞李梅村，南明高正炎往是，次第訪得前后左三石室、祥瑞圖、孔子見老子畫像。得石得碑之多無逾此，生平至快之事也。同海內(nèi)好古諸公重立武氏祠堂，置諸碑于內(nèi)，移孔子見老子畫像一石于濟寧州學明倫堂，垂永久焉。”

黃易所云“生平至快之事”“垂永久焉”二句，怕是歷代訪碑者之初心所在。使古人斯文功業(yè)不至磨滅塵埃，而能重見天日，以光來者，此舉足以使人為之感喟。洪亮吉題詩云“大河南移川變陸，削石棱棱數(shù)間屋。不隨大浪入滄溟，終有圣賢牢置足”，當亦是合乎此意。至于翰墨因緣，異書解析，可作筆墨消遣之好。古人深心所許，寄托情懷，關注毫素，題拓原委，可為訪碑探古之注腳。前賢有此雅樂，或見金石古歡之趣。

河南自古以來便為國之腹地，豫東周口，乃莽莽平原，天下之糧倉，斯文之淵藪，為水陸南北鑰匙、兵家東西要沖。由春秋至于兩漢，自唐宋而及明清，饒具翰墨之經(jīng)脈，而多文人之風雅。代有書家大作，垂譽竹帛，流播風雅遠矣。近代以來，文物流散甚多，大雅不振，甚為可惜。若從漢至清來考，以歷史為經(jīng)，以書法為緯，兩者穿插交匯，多有頻出之佳作，然長河流水，消失殆盡。泥沙俱下，豈不哀哉？近年筆者訪求周口金石碑刻作品資料，上下搜求，遍及海隅，深有珠沉淵海、玉碎昆崗之嘆息。全國第十三屆書法篆刻展在鄭州舉辦期間，展廳入口曾展示一張《豫地漢碑分布圖》，其中，周口地域標注漢代碑刻為十八通，依次為：《漢封觀碑》、《漢袁騰碑》、《漢袁渙碑》、《漢袁光碑》、《漢袁滂碑》、《漢袁瑍碑》、《漢竹邑侯相張燾碑》、《漢老子銘》、《漢老子銘》（第二石）、《漢孔子廟碑》、《漢李母廟碑》、《漢陳相王君造四縣邸碑》、《漢溫令許續(xù)碑》、《漢尚書令虞詡碑》、《拓令許君清德頌》、《漢陽臺令許叔臺碑》、《漢故樂成陵令太尉豫許嬰碑》、《漢國三老袁良碑》。據(jù)筆者查考，除《漢陳相王君造四縣邸碑》在民國五年《淮陽縣志》中有雙鉤本傳世外，其余十七通皆已蕩然無存，更無拓本傳世。撫古追昔，見《中州金石記》等古籍中所佚漢碑之數(shù)又何止于此？今日周口書家道友，目及此總總碑刻條目，豈不為之悵然耶？

所以稽古者，乃不忘祖，不自薄；傳其史，傳其法；證其源，證其事。使古人碣石清譽、著述心血不至轉(zhuǎn)滅塵埃，搖落風雨也。張橫渠云“為往圣繼絕學”，豈不亦由此微末小事始？近年筆者通過尋訪索引、探究查考，找回與周口相關金石碑刻圖片資料200多件（套），絕大多數(shù)為周口業(yè)界首次看到。古人謂之訪碑，我謂之曰搜碑。所以搜碑，乃將已有之物，星火鳳毛之零碎，隨珠趙璧之珍奇，連綴成篇，補充造冊，亦是縫縫補補之意。通過數(shù)年搜碑之經(jīng)歷，對于周口碑刻之認知、見解，多有會意之處。亦知古人學力所在，非一朝一夕之功夫，補裘有微末之功，鉤沉多沉浮之意。筆者在《墨海遺珠》一書后記云：“試想古往今來，風流人物，一時不過二三人而已，余輩之努力，使前賢功業(yè)，不至轉(zhuǎn)為塵埃流光，豈不為樂歟？”此意或可與古人訪碑之心相同也。稽古有忍饑誦經(jīng)之樂，校碑懷池魚飲水之心。冷暖甘苦，不足為人言也。然自覺所得所悟，對于周口本地書法碑刻有以下幾點認知。

地方文化的內(nèi)核是對于古人遺產(chǎn)的明確認知和定位，認知不到位，難以對自我文化進行發(fā)展和推動。周口書法的發(fā)展歷程，秦為其發(fā)端（《黑夫木牘》），漢為其興盛，兩晉則式微，唐宋則大興，明清以降，雖偶有名家精品，不足成風。

以漢代碑刻為例，周口漢碑不僅內(nèi)容豐富，書體多樣，其史料價值、書法價值尤為珍貴。如《國三老袁良碑》。此碑歐陽修《集古錄》等古籍有全文著錄，碑文為正史所不載，為溯源袁氏譜系及說明解決若干歷史問題，提供一手可信資料。亦有學者稱其為“中國最早墓碑”，此說雖非準確，然此碑為中國較早之墓碑之一，當為不虛之論。

再者，周口碑刻書法價值極高。如被人贊譽已久之《華山廟碑》《袁安碑》《袁敞碑》，在漢碑中皆為上乘之作。《華山廟碑》為東漢周口商水人弘農(nóng)太守袁逢主持刊立。袁逢者，袁術之生父。《袁安碑》《袁敞碑》據(jù)考為一人所書丹，袁安、袁敞為父子二人，是周口商水人。此三碑所以光耀書壇、千古彌珍，亦是我周口先賢高風亮節(jié)之所在。

后者，周口古代碑刻民間書風亦值得關注。今人所輯《魯迅藏拓本全集·磚文卷》收錄有關周口漢代刑徒磚拓片四件。其磚文用刀凌厲，結(jié)體夸張恣肆，可視作周口古代民間書風代表之作。臺北故宮博物院所藏周口太康《扶樂城殘石》拓片，與該磚文風格如出一轍。

周口從地理位置上來說，南接天中，北依汴京，東臨安徽，西及漯河，四通八達，三川交匯。特別是淮陽區(qū)，先為伏羲之舊都，后為媯陳之都城，此后為陳郡、淮陽郡、陳州等，乃中原大邑，人文薈萃。特別是在宋代，為東京北上之咽喉。如漢之汲黯，唐之李邕、趙犨，宋之張詠、晏殊、范仲淹、狄青、蘇轍等名臣將相皆曾職守于此。再如，鹿邑為老子之仙鄉(xiāng)，項城為袁氏、張伯駒之故里，商水為汝陽袁氏之郡望，西華為殷氏之郡望，太康為謝氏之郡望……如此人文繁盛，弦歌鄉(xiāng)野，故其詩書雅好，代不乏人。從周口現(xiàn)存的碑刻看，代表作品如鄲城出土董其昌撰文、張瑞圖書丹《王蒼坪墓志》，扶溝的北魏《韓小文造像碑》《張思伯造像碑》，鹿邑的唐代《太清公主碑》，淮陽的南宋岳飛《前后出師表》等。雖非鼎重之作，亦可證歷史之一斑。

經(jīng)濟發(fā)達，政治中心，人文薈萃，弦歌風遠，才能有豐碑大碣，典重斯文之作。但平原之地，古來戰(zhàn)爭頻仍，無險可守，無障可依，故生民水火，百年教化，一戰(zhàn)而滅；千古風雅，再戰(zhàn)而息。無數(shù)文物重器、書籍碑林，遭劫于天災人禍，一炬而成灰燼，念茲豈不痛哉？如唐末黃巢之軍兵圍陳州一年之久，其戰(zhàn)爭之慘烈不輸于張巡睢陽之戰(zhàn)，百姓如芻狗，生民作魚肉，更何況區(qū)區(qū)幾通石碑？故今日周口碑刻寥若晨星，更無重器可言，使人懷古傷今，為之扼腕。

至此，不禁想起張耒晚年寓居淮陽所作《讀中興碑》長詩中名句：百年興廢增感慨，當時數(shù)子今安在？君不見，荒涼浯水棄不收，時有游人打碑賣。張耒此作為其自書，刊刻于湖南浯溪之上，或為其存世唯一書法真跡。此作為研究張耒生平藝術難得之實證。